本周的好书推荐，我给大家介绍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邓肯·瓦茨的《反常识》。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常识是不靠谱的，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它们。
邓肯·瓦茨大学时主修的是物理学，在他年轻的时候，物理学圈子里盛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如果一个物理学家在理论界混不下去，不妨转行到社会科学领域，因为那里的问题，对物理学家简直是小菜一碟。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看来，物理学是科学的王冠，物理学家转战社会科学，就好比让一个NBA球星去改打CBA，这不明摆着是欺负人吗？
社会科学之所以给人“简单”的假象，是因为每个人似乎都懂那么一点。而它所拥有的“科学”之名，又会诱使科学家想通过实验手段，使之标准化与数字化。结果就让社会科学成了专家与大众都喜欢讨论的话题。无论你是大学教授还是高中生，都能说上几句。
科普作家万维刚在给本书写的序言里也说，相较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每个人都能置喙的领域。要和别人讨论量子力学，你至少得学过量子力学才行，否则你说出来的话没人相信。但社会科学就不一样了，比如，政府是否应该对商人减税，这个话题就见仁见智。就连普通老百姓也能发表一番意见，即使是经济学家，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很难找到一个标准答案。
为什么社会科学领域会存在这种争论不休的情况呢？原因就在于，社会科学大多是基于常识，而常识，是人人都有的东西。
邓肯·瓦茨当初对社会学感兴趣，也是因为他想将物理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领域，创建所谓的“社会物理学”。但他很快发现，这只是科学家的一厢情愿。
因为物理学的基础是客观的物质世界，物质世界虽然很复杂，但它的规律一经证实，就很难被推翻。自然科学界有一套严密的论证机制，这套机制是公认的，你若想绕过这套机制另起炉灶，就不会被承认。
但社会科学就不同，社会科学基于我们的日常经验，而每个人的日常经验都不同。
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不仅研究实然的问题，还关注应然的问题。什么叫实然的问题呢？就是一件事本来如何。比如，市场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去证明。但政府是否要干预市场，这就涉及到我们面对现状该怎么做，这就是应然的问题。
简言之，实然问题涉及事实，应然问题则涉及价值观。两者是无法割裂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树根与树冠，离开任何一方，都无法生存。
社会问题的复杂之处，就在于实然与应然问题是混为一体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意义。而从日常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道理，就是常识。常识是实然与应然的混合。邓肯·瓦茨把常识定义为：由事实、观察、经历、见解，以及每天解决问题和学习的过程中积累的智慧组成。
再举个例子，社会提倡尊老爱幼，这是个常识，也是个应然的问题，我们应该尊老爱幼。至于为什么要尊老爱幼，则是个实然的问题，它可能牵涉到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方方面面的证据。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我们不需要将两者截然分开，更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尊老爱幼，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尊老爱幼。
但如果你对这个问题较真，去搜集大量的历史样本。最终会发现，它们根本不足以证明尊老爱幼是个永恒的人类法则，因为在历史上，杀婴和弃老的现象非常普遍，它们很多时候甚至与道德水平无关。难道尊老爱幼错了吗？肯定不是。只是事实本身，不足以得出应然的结论。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愿意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原因。
即便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是相同的，也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比方说，我们看到周围的年轻人及时行乐，有人会说，年轻的时候不玩，更待何时？而有人则会直摇头？年纪轻轻就挥霍青春，将来后悔都来不及。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从研究常识出发的。在近代科学诞生以前，人们经常把科学、哲学与常识三者混为一谈。
古代的哲学家，通常也是科学家。比如亚里士多德，他研究的领域就涵盖各个学科，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他那些所谓的“科学结论”，都是靠日常观察得来的。以今天的标准，这些都不算真正的科学。充其量只是一种较为高级的智慧。
如果你的结论来自于日常观察，无论你的思考多么细致周全，到头来还是漏洞百出。这也是很多传统智慧都存在的问题，人们常常会得出许多自相矛盾，又好像都正确的结论。比如，中国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基督教则认为人从本性上就是恶的。到底谁对谁错？双方各执一词，你永远争不出结果，因为双方都可以根据各自的经验，得出符合自己判断的观点。
同样，民间智慧也有类似的矛盾。我们经常听人说：“凡事需三思而后行”，但你还听过另一种说法：“当断不断，必受其患。”至于谁讲得有道理，我们只能说：“见机行事”。而这个“机”究竟把握到何种程度，就没人知道了。
这就是常识不靠谱的地方，我们要么无法获得相同的经验；要么经验本身不足以支撑结论；要么经验相同但价值观不一致。常识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常识是错的，而是每个人的常识都可能正确，而我们都喜欢把有限的经验，推广为普遍性的结论，并根据这个结论去做决策。
对此，作者举了很多由常识导致的谬误，比方说证实谬误。我们已经在前面的几篇文章里介绍过这个概念。简言之，证实谬误就是让观念先行，并依照观念有意识地选择对结论有利的证据，而忽略对结论不利的证据。很多所谓的人生哲理、民间智慧，都容易陷入到证实谬误中。
证实谬误的本质，是我们把应然问题，混淆于实然的问题。毕竟，价值观是长期形成或社会习俗的产物，我们接受它们，要比花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去证明它们要容易得多。
证实谬误会产生许多变体，循环论证就是其中之一。循环论证在艺术评论中很常见。人们都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很经典，为什么呢？评论家会找出很多原因，但你最后会发现，所有原因分析出来，都是莎士比亚所特有的。即“莎士比亚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他有莎士比亚的特征。”人们对小说、电影、绘画等作品的评论，也会陷入到类似的陷阱中。
循环论证在商业领域更加泛滥。财经媒体喜欢分析成功企业崛起的秘诀，但他们往往把成功的结果归结为原因，列出一条条法则，好像照着这些法则去做，你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这种分析的错误在于，它们往往忽略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偶然与不可见因素，只关注决策者的行动和意图，因为前者容易被理解和模仿，而后者则难以察觉。或者说，除非你是当事人，否则就无法将所有成功的原因全部穷尽，甚至连企业家本人都难以解释他为什么会成功。
常识容易走入的另一个典型误区，是线性思维。比如，我们会把集体决策，视为个人决策的简单加总。
中美贸易战，很多人喜欢解读为美国政府的阴谋，好像这是总统与各部门，各企业串通好的。殊不知，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有大大小小的利益团体，他们之间也有协商和博弈，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即便上下取得了共识，在决策执行的过程中，也会遭遇各种误解和羁绊。为此，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格雷厄姆·阿利森在《决策的本质》一书中有过精辟的论述，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一读。
当然，常识导致的谬误还有很多，作者还讲了不少例子。因为已经讲得很充分，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最后想说的是，尽管本书介绍了常识的各种不靠谱，但并非要我们抛弃常识。很多时候，常识往往包含着一个群体或民族对过去和当下的认同。常识的背后，凝聚着社会的共识。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保持一份怀疑精神。成为聪明人的标志，不是去迎合大众，而是在人人都觉得天经地义的时候，保持应有的冷静与达观，这往往能让你走在人群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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