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有位朋友到我办公室，见到办公桌上摊开的一本书。他问：“您在看什么书？”我答：“以赛亚•柏林的《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他沉吟片刻，又问：“我很想知道，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我也犹疑了片刻，然后说：“我们只了解启蒙运动，却不了解反启蒙运动。书中三个人物皆为反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思想或许更有真知灼见。”
梁文道在《常识》一书中，“鸣谢”之后，又加上“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
最近几年，“听其言观其行”这个成语尤为常见。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个成语有关典故最早出自于春秋·孔子《论语·公冶长》，指听了某人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是否言行一致。也就是说，言行是否一致是评判一个人道德操守的重要标准。
此处，我不想对这个评判标准进行评判。我想讲一个故事，关于纪德讲的关于王尔德的故事。
安得烈·纪德有一本有趣的书，谓《奥斯卡·王尔德》，这是他早年同王尔德结识的回忆。
纪德在书中这么回忆他第一次同王尔德在一起进餐，领略他那种滔滔不绝的谈话天才的情形：
王尔德并非在谈话，而是在叙说。在进餐的整个过程中，他不曾停止过叙说。他叙说得文雅，缓慢；他的语声非常奇妙……进餐完毕之后，大家都起身走了。当我的两位朋友走到一起去的时候，王尔德将我扯到一旁。
“你在用你的眼睛倾听，”他近于突然的对我说，“这正是我现在要告诉你这个故事的原因。当水仙之神纳昔西斯死了的时候，田野的花草请求河水给他们几滴水以便哀哭。‘唉’，河水回答道，‘即使我所有的水全部变成泪水，也还不够我自己要为纳昔西斯的死所流的眼泪，因为我爱他！’田野的花草回答道：‘你又怎能不爱纳昔西斯？他太美丽了。’‘他美丽吗？’河水问道。田野的花草说：‘你还用再问别人吗？每天，他俯在你的岸边，他从你的水中见到自己的美丽。’”王尔德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如果我爱上了他，”河水回答田野的花草，“那是因为，当他俯在我的水边的时候，我从他的眼中见到我自己的水的反映。”于是王尔德就突然的哈哈大笑，补充一句：“这篇故事名为弟子。”
“真正出色的历史学家，不对事实进行大体描述，再根据大致的情况进行解释，而是深入事实细节当中，揭示出每个事件背后的特殊原因。”詹巴蒂斯塔•维柯如是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赫尔德所言。
以赛亚•柏林说，对哈曼来说，一切现存的东西和一切可能存在的东西，不仅都由上帝创造并服务于他的隐秘的目的，而且都对我们（这个按他的形象创造的生物）言说。一切都是启示。一切都是奇迹。偶然性是幻觉。
今天，我想说，必然性未必就不是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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