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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明时|忽然想到(之二)——中医药学与诗的思维特点(上篇)

忽然想到(之二)——中医药学与诗的思维特点(上篇)文/景明时鲁迅先生的《忽然想到》有两篇,本文自然也就有两篇了!况且鲁迅先生也曾经学医,不过后来先生做经天纬地的文学,主张白话文,也写诗,但却都是格律诗

忽然想到(之二)

——中医药学与诗的思维特点(上篇)

文/景明时

鲁迅先生的《忽然想到》有两篇,本文自然也就有两篇了!况且鲁迅先生也曾经学医,不过后来先生做经天纬地的文学,主张白话文,也写诗,但却都是格律诗。从而在先生这里我们也受到很多启发,虽然先生主张革新,但我们也看到了他放不下的“国粹”,这样的先例,还不只鲁迅一人。

因此我们从这里既能看到医与文的相通之处(文以载道、触类旁通),也能看到国人高度成熟的思维模式。从造字的象形、会意,到人文之元、《易》象为先;从《诗经》到格律诗,意象思维的形式,已经成为国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表达感情的优秀传统。当然初学者领悟了意象思维的形式,那对于诸子百家、书画艺术的学习领悟,就是进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了。

我们先看鲁迅先生这首《答客诮》: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

回眸时看小於菟。

这首诗是通过在通常情况下威猛的大老虎尚且时时顾护小老虎的世间常情,说明对子女没有感情的人不一定是真的豪杰,怜爱孩子怎见得就不是大丈夫?通过这样的意象创作,是用已知之象类比需要说明的问题。当然这也反应了鲁迅先生一贯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敢为孺子牛”的精神。

我前篇把开处方比喻为写诗,虽说这更具抽象意义,但它仍有类同于写诗(包括中国近体格律诗、现代诗、散文诗)的思维特点。据说诗是文学艺术的最高形式,它与人类相伴而发展,它状物、摹景、抒情、言志,是文学殿堂的明珠,它属于文学。其实以中药入诗,自《诗经》以后,不胜枚举,至清·赵瑾叔则以本草写诗,名《本草诗》,凡四百余首。近来某医学院老师自创诗配画手绘500余味中草药图,赢得学生点赞(见图)。而汤头歌诀只是借助了诗的形式,它属于中医学。汤头歌诀不要求意象联想,但其药物功效却是意象思维的结晶。意象思维好比是一株智慧之树,中医药学和诗都是它的丰硕的果实。

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词上》载有“圣人立象以尽意”之说。所谓意象思维是指思维主体将物象或拟象(符号、概念、模型等)作为思维工具,运用比喻、象征、联想、类推、直觉、顿悟等方法,来表达对世界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

运用意像思维,可以认识事物“象”层面的规律,从而把握事物作为自然整体和普遍联系的本质和法则。“象”或现象,即有形事物的呈现,可以直接或间接为人之感官感知。“象,谓所见(见,通“现”)于外,可阅者也(唐·王冰·注《素问》)。”意象思维认为,事物自然状态的现象,不仅是事物表里内外(不同结构层次、内外环境)的全部关系的综合呈现,而且就是事物作为事物整体性和普遍联系的本质与规律。所谓“一叶落而知秋”,就是这个道理。老子提出“道法自然”,就是主张认识和遵循事物在自在本然状态下的现象本身的规律。

中医学以援物联想,取象比类(见《素问·示从容沦》:“别异比类”、“比类从容”、“援物比类”)的意象思维为特点,气一元论、阴阳五行、藏象学说、病因病机、辩证论治、中药药性等等理论就是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的产物。筒要举例说来,如中药药性的形色气味观,就是运用意象思维从自然界现象和临床用药经验中,观察、总结和建构出来的理论体系(见下文青蒿例)。

从形之象而论者,如人参其形似人形,古人用意象思维,推导人参有补养人体作用,可大补元气,现代药理研究也已经证明,人参的确有延缓衰老的作用。再如清·汪昂《本草备要》说:“药之为枝者,达四肢;为皮者,达皮肤;为心为干者,内行脏腑。质之轻者,上入心肺;重者,下入肝肾。中空者,发表;内实者,攻里。枯燥者,入气分;润泽者,入血分。此上下内外,各以其类相从也。”

以色之象而释者,药物有五色入五脏的性能功效。如临床用青色药(青皮、青黛等)治疗肝经相关疾病,用赤色药(丹参、赤芍等)治心经相关疾病,用黄色药(黄芪、黄连等)治疗脾经相关疾病,用白色药(石膏、百合、白芷等)治疗肺经相关疾病,用黑色药(玄参、熟地等)治疗肾经相关疾病。

药之气味,各有所禀,禀质厚薄,性能则异。举大黄为例:明·缪希雍《本草经疏》言其:“禀地之阴气独厚,得乎天之寒气亦深,故其味至苦,其气大寒而无毒……气味俱厚,味厚则发泄,故其性猛利,善下泄,推陈致新无所阻碍,所至荡平,有戡定祸乱之功,故号将军”。至今医生还有用“酒军(酒炒大黄)”处方者。

当然中药有特殊疗效,不仅仅靠类比推演,这首先来自实践经验,古人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见《淮南子·修务训》)之说,所谓“藕节止血出于庖丁,牵牛利水传自野老”,然后经过历史的沉淀积累与先贤的钩玄索隐,从难以数计的临床经验取象比类,总结归纳,概括出药性与功效。例如温热寒凉四种药性也就是四气(与四季气候相类),是通过药物作用于机体产生的反应以及治疗效果而归纳总结出来的。如凡能清热泻火(这里的温热火毒均为病理之象)之药皆有寒凉之性(取象比类),由此可类推,凡性寒凉之品,便可有清热之功,如金银花、石膏、黄连即是,也可以说是根据生理病理、物理的一般规律进行比较,推理具体药物的从属关系,所谓气相感而类相应。

同时清热药还可以细分为清热泻火药、清热解毒药、清热燥湿药、清热凉血药、清肝明目药、清虚热药等。而同样是清热泻火药,则泻心火多用黄连,泻肝火多用龙胆草,泻肺火多用黄芩,泻肾火多用知母、黄柏,泻胆火多用栀子、柴胡,泻三焦火用栀子。这说明临证用药的选择性、针对性很强,并非简单罗列“大拼盘”。这是因为药物不但有四气(寒热温凉)、还有五味(辛甘酸苦咸),归经(药物对脏腑经络的亲和选择作用)、趋向性(升降浮沉)、气味厚薄质地阴阳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中医在临床用药的主要原则、治法和组方用药方式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辨证论治,法从证立,依法选方(方从法出,选用成方方剂或者自组方),组方遣药,复方治病,很少有用单一味药治疗的。所谓复方就是选择对证合乎病情的一组药物,酌定药量,按君臣佐使等原则配伍而成的方剂。因此相对于成分单一的化学药物,方剂是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发挥治疗作用。

另外药物炮制、配伍、剂型、用量以及药物的时相、部位、习性、产地等等都会影响或改变药物的性能功效。这些都属于药物作用的共性及规律性认识;药物的许多主治功效则属于药物作用的特异性,如黄连苦寒,泻胃火而坚阴,现代研究有降糖作用;麻黄茎发汗而麻黄根止汗;又麻黄、桂枝性味辛温都可发汗,而麻黄重在宣肺散塞,桂枝重在温经通阳;有些药物还有双向作用(如三七内服活血,外用止血)以及适应原样作用(因病人机体机能状态不同呈双向作用,如人参);还有些药物具有特殊升降作用(如桔梗载药上浮,牛膝引药下行,冰片可引药入脑、近代研究有突破血脑屏障作用)。

显然中医研究的都是药物作用的客观规律,主观之“意”是对客观整体之“象”的分析、联想、比喻、领悟,概括,从而形成概念,经过类比、比较归类,以类相从,总结成理,“知其要者,一言而终(《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进而经过不断的临床实践检验,总结经验,比类从容,形成固定的理论知识,所谓“取象比类”即此意也。

正是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中医药不断的发現、积累和研究、升华,形成了中国古代科学和医药资源伟大的宝库,是当代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承載中华灿烂文明、承系民族精神的载体;同时中医药理论也是打开中华文化宝库的“金钥匙”。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景明时,中医副主任医师。甘肃古浪县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学士学位,曾在北京安定医院、京棉集团医院等多家医院临床工作40年。论文和科普文章散见于《天津中医杂志》、《四川中医杂志》、《中国医院管理》、《脑电图学与神经精神病学杂志》等杂志及健康报、医药养生保健报及其他学术刊物。自2015年退休返聘于北京朝阳区八二中心中医科工作。偶有作品在媒体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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