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问世，引起了诗坛革命性的震动。以《凤凰涅槃》《天狗》等为代表，其中史无前例的激荡情绪，转达出了“五四”时期除了旧革新的精神。
熟识西方诗歌的读者，很容易在其中发现美国诗人惠特曼对郭沫若的重要影响。
然而，仔细的读者浏览此诗集时，一定会在此外数首宁静、祥和的精美小诗中感受到另外一种韵致——《新月与白云》《鹭鸶》《春愁》《鸣蝉》《晚步》……这些诗，在诗集中排列其后。有的读者，乃至评论家，都以为那些奔放、粗犷的诗是
郭沫若初识泰戈尔的诗
1914年9月，郭沫若以半年的耐劳攻读，考取进入了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当时他与一名本科三年级的亲戚同住。一天，那位学生从学校带回几页油印的英文课外读物，郭沫若接过一看，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新月集》中的几首短诗：《婴儿的路》《睡眠的偷儿》《云与波》《岸上》……一读之下，郭沫若极感惊异。由于这是他先前从未见过的：“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是诗的清爽隽永。”“那是没有韵脚的，而可能是两节，或三节对仗的诗，那清爽以及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青了二十年！”
由此，郭沫若便与泰戈尔的诗结下了难解之缘，他开始四周寻觅泰戈尔的诗来读。当时，泰戈尔刚取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他的诗在日本十分热销，作品集在东京还颇不易买到。郭沫若读到《新月集》的全本，已经是一年后升入冈山高等学校读本科时的事了：“我得到他的《新月集》，看见那种淡雅的装订以及几页静默的插图，我心中的快活真好像小孩子得着一本画报同样。”
1916年的秋季，郭沫若在冈山藏书楼又骤然寻出了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花匠集》《爱人的赠品》等诗集。一读之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真好像探患了我‘生命的生命’，探患了我‘生命的泉水’同样。”浏览时，为怕人打扰，郭沫若找到一间很阴暗的阅览室，坐在墙角，面壁捧书默诵。在这样尤其的情境里，郭沫若乃至因激动而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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