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以及崔莺莺在红娘的牵线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从来使人称羡的恋情故事，但这个终局是在元朝王实甫的《西厢记》中才终究肯定下来的。
在这部作品中，由于主人公张君瑞（张生）的人设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故事的性质也随之扭转，而这才是《西厢记》在文学创作上最大的价值体现。
张生的身份被从新设定，始乱终弃的合法性被抨击
“崔张故事”最初来源于唐朝诗人元稹的《莺莺传》，张生曾经与崔莺莺欢
不少士大夫就开始着手改写“崔张故事”的终局，要末依据张生最后想要面见崔莺莺的情节，讴歌其“善补过”的品质，要末直接就支配一个大团聚的终局。扭转的动力来自于文人士大夫们本身的阶层，以此来重塑本身形象，也用以回应平民对其婚恋观、人生观的质疑。
同时，民间对这样“负心”的行动一样有着强烈的复仇态度，在不少“婚变”题材的作品里，常常给这些始乱终弃的男子一个不得好死的终局，艺术上很粗拙，但精神上很痛快。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实甫在创作《西厢记》的时候，就对张生的人设进行了重塑。
张生再也不是《莺莺传》中那个家境优渥、四周游历的公子，而是变为了一个出生清贫或家道中落的年青士子，正处于一个可以通过科举自“民”入“士”的阶段。同时，他又是一个对恋情忠贞不二、近乎痴傻的人。
最为关键的是，他愿意为了恋情而抛却功名，这就与科举以后别婚高门的行动完整对峙起来，让民众为其痴情的程度而感到诧异。
这就消解了民众对不少士大夫获得功名后“翻脸不认人”的怒火，在心理上接受了如张生这等新型文人的形象，他有违礼制的风流变为了被同情以及赞扬的对象。
原来，这样的人非但对社会没有危害，反而因其才干与人品的高度统一，成了家庭、社会的中坚气力，这恰是普通民众对于文人士大夫的心理指望。
但做到这些还不够，由于很容易就会被当做是“张生们”自我辩护的行动，一样会引发平民阶层的反感。
所以，王实甫在更改了张生的人设以后，于戏剧的隐性结构上也做出了重大调整。
张生完整沦为“被动性”角色，洗去了其掩罪藏恶的嫌疑
自晚唐以来，不管是士大夫阶层还是平民阶层，都对这种“负心”男子口诛笔伐，其中士大夫阶层还能维持克制，通过一些手腕来祥和矛盾，但平民阶层的怒火却极其炽烈，由于他们常常是受到伤害的一方。
所以，在“洗白”这些人物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由于社会地位的差距，平民其实不能理解士大夫真实的心理状况，所以在更改终局、人设的行动中就很容易被误会为是士大夫为自己缺德行动的开脱。
怎么来消弭这一矛盾呢？王实甫在创作《西厢记》的时候采取了一个很奇妙的方法，他完整更改了故事的隐性结构。
在本来的情节里，恋爱以及分手的主导权都在张生手中，是他主动寻求的崔莺莺，也是他主动参加的科举考试，并在这一进程中变心，还是他主动提出的分手，并为自己找了一大堆的理由，将错误推到崔莺莺身上。
即便是后来大团聚终局的呈现，张生参加科举的目的，还是为了冲淡崔张二人恋爱的惨剧进程。
抽象来讲，这些故事的改写确切存在自我辩护以及改过的念头。张生的形象主要是为了“改过”而存在的，是士大夫们自我的完美，而不是真正对恋情的负责，即不是品质上的蜕变。
但是，《西厢记》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它没有刻意地去解决张生的“过”，而是用抛却主动性的手法，让张生这种角色的“过”直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恋情的寻求。
张生完整被支配在了一个“被动”的角色中，倒置了男性以及女性在这段感情里的地位。尽管他依旧是这场恋情的发起者，但他在这个进程中变为了焦急等待以及接受支配的一方。
他为了恋情，宁可抛却对文人士大夫们极其重要的科举功名，足以表现出他对这段感情的忠诚。但他这样的想法以及行动换来的却是老夫人以及崔莺莺的谢绝以及捉搞，张生就变为了一个无比无辜的人。
一改以前的思路，张生之所以离开崔莺莺而参加科举，并不是出自本心，而是老夫人的刁难。她对张生下了最后的通牒，说自己家“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强迫张生前去应考，并且直言，这段感情的成败就看张生是不是能通过科举。
于是乎，张生对科举的热忱就变了味道，从文人对功名的热中变为了为持续崔张恋情的手腕。崔莺莺越是对张生的举业表现出顾虑的情绪，就越能衬托出张生在这段感情里所经受的强大压力，其专情、痴情的人设就变得愈发光鲜。
这样一来，读者以及观众对张生的看法尽管繁杂，有人耻笑其痴情的呆傻表现，有人同情他恋情之路的坎坷，乃至有人为他科举能否高中而感到揪心，但惟独没有了如以前故事里的指责。
大团聚的终局化解了对“始乱终弃”的抨击，而张生“被动”的无辜形象，更是洗脱了“掩罪藏恶”的嫌疑。
《西厢记》的故事就在这样的架构里一遍一遍地讲述，终于停息了各个阶层对张生这一本来形象的批评怒火，也使得“崔张故事”呈现了一个最为胜利的改写。
未来在黑夜藏匿，于此静待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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