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百姓对死后变成厉鬼游魂的畏惧无疑增添了他们对太平军的恐惧。直到战争收场后近十年，姑苏百姓仍对咸同兵燹心有余悸，有人还看到太平军“阴兵”“夜闹通宵，鬼火磷磷”，“火光中有兵马人影……开枪炮并击铜锣，竟莫能息”（《苏城阴兵谎言》，《申报》，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六日[1873年3月4日]，第2版）。
总之，当时人对太平天国的书面和口传信息，构成了战时社会妖魔化太平军形象的舆论主流。而鲜有的倡言太平军正面形象的文字作品被迫以贬义词冠名传布，如刀口余生（赵雨村）的《被掳纪略》，初名《太平纪略》，据作者本人称“因避清代的迫害，改成‘被掳’字样，记事立场亦加以变更。惟于当时太平军的轨制、法令及勇敢杀敌各史实，则如实记叙”。迫于政治形势，亲历者传述和时人所记太平军形象难免有不实的地方。晚清社会，官方和民间长时间以“逆”“贼”“匪”“盗”视之的舆论，乃至因循影响至今，现在浙江诸暨一带还流传着“一副长毛相，早晚要杀头”的民谣，很多地区的老百姓常戏谑那些头发过长却不肯理发的人为“长毛贼”。
匪盗的乔装栽赃
土匪、响马乔扮太平军设卡收税、抢劫滋事、杀人纵火的事例不少。在常熟，“每一有聚众恃强，口造谎言，身冒长毛，哄到巨宅，假势骇人，叫哗雷动”（汤氏《鳅闻日记》）；在海宁，“土匪扮长毛，夜劫花溪大坟头迁避家”（海宁冯氏《花溪日记》）；在嘉兴，“皆土匪私立关卡，并不是长毛令也”，“有没有赖子伪设长毛卡勒索客船税……盖狐假虎威常常而然也”（沈梓《避寇日记》）；铁青镇有“不逞之徒，乘间窃发，土棍枪匪皆冒长毛名目，持械吓逐”，结果造成居民惊骇逃避，“溺死、跌死、辚轹死、劫杀死者，盈千盈百”（皇甫元塏《寇难纪略》）；在吴县，“新郭乱民牛皮糖阿增等共十余人，伪扮长毛，昏夜入人家劫掠”（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在太仓，“贼至乡不过十余人，黄旗，红绸扎额，并不是的真长发”（佚名《避兵日记》）。可见在社会失控时期，土匪、响马的损坏性极大，浙江黄岩民间流传着“长毛如篦，土匪如剃”的歌谣（光绪《黄岩县志》）。匪盗冒充太平军行恶，易被民众误认。
太平军作战图
天灾的人为归宿——“红羊劫”
古人谓丙午、丁未是国难产生之年。天干“丙”、“丁”阴阳五行属火，色赤；地支“午”、“未”生肖为马和羊，故有“赤马”“红羊”劫之说。太平天国并不是起事于丙午年（1846）或丁未年（1847），但其发端之上帝教成型于其间，组织逐步完美（“天父”、“天兄”接踵下凡传言）和起事筹备日益成熟的戊申年（1848）也与之邻近。在文人著述和官方报导中，“首逆”洪秀全和杨秀清并列而称“洪杨”，因姓氏音近，时人常将太平天国“洪杨劫”傅会为“红羊劫”。再加之当时流行的谶语也习惯性地将太平天国比附为灾害，身受战争创痛的民众很自然偏向于认为天灾频现是上天对人祸的降罪，从而构成疏远和恐惧太平军的心态。
一般来说，当时妖魔化太平军的谎言主要有三种源流：一是出于敌对，歹意中伤诬蔑；一是源于民众敏感神经或紧张心态的误传；一是匪盗、游民、恶棍或散兵溃勇等欲趁乱滋事而生。三类谎言均会造成社会恐慌。民间社会则依据这些谣传构成了关于太平军蓝眼睛红头发的妖魔形象，给群众行动选择带来负面导向。
太平天国之弊症
太平天国在其占领区（特别是后期在苏南、浙江）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推广的一系列政令，向众人展示了太平天国进行政权建设的社会战略。但是某些社会战略实践的失误和弊端却使民心益失，增添了民众对太平天国的恐惧。
如“愚民、贫民亦望贼来既可不纳佃租，不完官粮，并可从中渔利，则有望风依附者”（《安徽巡抚福济奏陈通筹皖省全局请旨迅速饬拨皖省军饷折》），而后太平天国却间杂并行“着佃交粮”、“招业收租”和“代业收租”。此令一出，“以贼之征伪粮如斯之苛，佃田者已不堪命，而又欲假收租之说以自肥，真剥肤及髓矣”，佃农遂有“欲求仍似往日还租之例而不可得”的绝望情绪，甚或“攘臂而前”（曾含章《避难记略》），酿成民变。太平军将之弹压，终究“人情大变”（佚名《庚申[甲]避难日记》），激化了本已极端繁杂的社会矛盾。
再如，虽然太平军当局一再严令整饬军纪，但依然大量存在“打先锋”、“屠灭”和“掳人”的现象，咸丰十一年六月太平军追杀常熟抗粮之民，劫掠市村五处，时人称“村夫从此心死”（汤氏《鳅闻日记》）。在湖州，一样因太平军动辄打先锋，波及无辜，“自是人始知贼不足恃，乃相率迁徙，或东向，或南向，或为浮家泛宅”（光绪《乌程县志》）。
在处所行政方面，太平天国力图摒除了清代漕政旧弊，严禁收税人浮收勒折，但因缺乏处所社会管理经验，过量倚靠地保、胥吏之类充当乡官，在具体执行中，浮收舞弊和行政腐败现象依然不断滋长，乃至激变良民。如咸丰十一年春，浙江嘉善监军顾午花和陶庄举人袁某，“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三石、四石不等”，“皆为村夫所杀，而顾死尤酷，裂其尸四五块”（沈梓《避寇日记》）。
太平天国在军中和民间推广独尊上帝的拜上帝思想，创制了颇具特点的经典、教义和教仪。但在民间，因而类宗教宣扬缺乏政治和思想文化认同，宗教思想的宣教力严重不足，没有指出拜上帝的本土性实质。虽然洪秀全一再标榜拜上帝并不是“从番”，但却只是依托宗教解释宗教，缺乏现实关怀，反而激起了民间社会视之为“洋教”和“异端”的逆反心理。为尽快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太平天国排挤古人古书，在民间严禁偶像崇拜、先人崇拜，提倡留发易服，变更历法和婚丧礼俗等，推广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前期在城市履行男女分营的社会组织和限制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政策，这些大多与国情严重脱节；加上操之过急、手腕激进，与传统剧烈冲突，远远超越民众的心理经受力，这加剧了人们对太平军的排挤和恐惧心理。
在太平军到来以前，民众已经构成的思想观念对峙和恐慌心态很难为太平军左右，可变性小；而太平天国社会战略的偏差和弊病是太平天国的主观作为，具可调控性。在实践中，太平天国却自我孤立，进一步加重了民众对太平军的恐慌，终究使“妖魔化”的太平军形象定型。所以，后期太平天国“人心冷漠”的现实（洪仁玕《资政新篇》），不但是在军中、朝内，在民间亦是如斯。
其他心理因素
除了对峙心态外，求生求安和从众心态也可能增添战时恐怖气氛。求生求安，是民众在浊世中最基本的诉求。迁徙逃难、被迫上山作贼、加入民团，均有民众求生心理的作用。在战乱纷起的年代，百姓求生求安的愿望，推进了暂时群聚效应的生成。咸丰十一年夏秋间，数万民众扶老携幼避入浙江诸暨包村，倚仗村氓包立身的“邪术”救世，最基本的欲望就是能生存下去。
民众对太平军，部份恐慌行动内包括的立场对峙其实不显明，民众介入其中仅是从众心态驱使，可能存在盲目跟风。在海盐菜农沈掌大领导的范围达万人的民团队伍里，在海宁盐枭陈三丫头领导的“盖天王”匪军里，有相当数量的介入者是因恐惧而被裹胁。
所以，战时民众对太平军恐怖形象的恐慌，这里既有先天立场和观念的排拒，也有在政治宣扬、时人传述、匪盗栽赃、谶语谎言和太平天国政略弊病等多项因素作用下构成的后天观念和利益对峙，同时也存在求生求安和从众的心态因素。
从两极评说到归于中性
进入民国之后，民间谈论太平天国蔚然成风。蒋介石尽管推崇曾国藩，但依然确定洪秀全领导的民族革命，称颂“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太平天国乃“民族思想之发皇，大张旗鼓，在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留念”（《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随后民国政府通过了《制止污蔑太平天国案》。新中国成立后，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被尊称为“人民英雄”，太平军的形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被奉若神明。到了现代社会，否定太平天国、替曾国藩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满城风雨，出现了对前期研究和宣扬中过左观点矫枉过正的偏向，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承继了太平天国时期民众对太平军恐怖形象的看法。
170年来，太平天国运动从“叛乱”到“革命”再到“损坏”，洪秀全从“人”到“神”再到“鬼”，除了了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的变化，现代一些读物和网络媒体推波助澜外，上述各点要素与“否定”或“黑化”观念的构成也亲密相关。比如太平天国本身的一些弊症，也是当今部份舆论否定太平天国的“论据”，像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洪秀全的宫庭生活腐朽，战争的损坏性，太平军的军纪败坏等。对于农民起义的失误，咱们应勇于正视。其中出现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崇拜皇权、生活腐败、权利倾轧、军纪松懈等负面表现，带有普遍性。不管是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张献忠起义、李自成起义，还是太平天国，概莫能外。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给后世留下了惨重的教训，注定了历史上的大多数农民起义是以失败而告终。历史的本真在于求实。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不是一味地确定或否定所能揭露的。只有秉承科学的研究态度，以史料和史实考辨为基础，以广阔的视角察看农民战争，才能走出“非此即彼”“非正即邪”“好人坏人”的历史窠臼，才能得出更为趋近于历史事实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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