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先生说：“到底是谁颠覆了三座大山？就需要正本清源地告知读者：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颠覆的；帝国主义就是帝王制，是被孙中山颠覆的；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官僚主义=垄断主义；资本主义=竞争主义。竞争与垄断水火不相容，史上何来既竞争又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只有官僚权本主义！”
易中天先生的弦外之音是，“三座大山”要末早已被颠覆，要末根本不存在，因而，民主革命所确立的以颠覆三座大山为核心的革命对象是虚构出来的，是化为乌有的。照他的逻辑，这场民主革命压根儿就是过剩的。
第一，封建主义和分封制。
易中天先生言之凿凿地说：“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颠覆的。”
现在学术界像他这样理解封建主义这个概念的不止他一人。现在有很多学者也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已经收场，秦始皇树立的政权，不属于封建社会，而是中央集权的独裁轨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是封建主义，而是独裁轨制。例如，易中天先生就说，在中国封建主义时期，“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认为封建主义是有益于社会文明发展的。
周朝分封诸侯国
易中天和其他学者的看法，貌似有理，不过，这是对封建主义都是奴隶社会。从公元前475年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虽然最近几年来，学界对郭沫若先生的划分否定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奴隶社会，说他这是生搬硬套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这里，姑且不去讨论奴隶社会是不是存在的问题，仅就封建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而言，已经构成了一个共鸣，即学术界一致认为，是从东周中期开始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一般大众对封建社会的理解也都来源于此。
这样以来，“封建制”这个辞汇就有了两个含意，成为两个概念，一个含意是指“分封土地，树立邦国”这类国家管理轨制，即政体；另外一个含意是指一种社会形态，即国体。
易中天所说的秦始皇歼灭了封建主义，如果仅仅是对上述“封建主义”作为政体这个含意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不完整正确。
秦朝树立后，废止了分封制，履行的是“郡县制”。郡县制接替封建制仅仅只是国家治理方式的扭转，其实不是社会形态的扭转。
秦朝疆界
“郡”和“县”其实不是秦始皇的独创，郡县制发端于年龄战国。年龄时，楚国首先出现了“县”，它是国君直接收理边远地区的一种基层行政建制。到了年龄末期，在晋国和吴国也出现了“郡”。郡和县是两级行政机构，郡管县。到了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都设立了郡和县，由国君差遣郡守和县令。秦朝树立后，秦始皇沿用了这类管理体制，在全国普遍设立郡县，郡守和县令通通由中央差遣。
到了秦朝，封建制被郡县制取代了，不过，也不是像易中天说的那样被“颠覆”了，从此消失了。有学者认为，封建制后边又有了三次反复。第一次是刘邦树立汉代后，他开始履行的依然是分封制。他把自家后辈们（也有个别异姓有功之臣）分封到全国各地为王。第二次是晋朝树立后，也履行过分封制，皇帝把自家后辈封到各地为王，要不如何会有后来产生的“八王之乱”呢？第三次是明代树立后，朱元璋也是把他的儿子们封到各地为王，这也是分封制。固然，在这三次分封制回潮时，政权架构的主流还是郡县制，两者并行不悖，以郡县制为主。
这三次分封都符合“封建主义”概念的第一种含意，即“分封土地，树立邦国”。说明在中国，封建主义其实不是像易中天说的那样，早在公元前221年就被秦始皇颠覆了。
秦始皇用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只是一种国家管理轨制的扭转，即政体的扭转，毫不是社会形态的扭转，即国体的扭转。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从年龄战国之交（约公元前约475年）起，一直延续到1840年第一次雅片战争暴发，中国才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认识是有根据的，它的根据就是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对封建社会的认定，和对其它社会形态性质的认定标准是同样的，即以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作为根据的。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年龄战国之交，出现了一种有别于以往奴隶轨制的新的生产关系，即地主占有土地，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向地主缴纳地租的关系。由此出现了封建社会的骨架，即两个对峙的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
封建社会除了了它独有的经济基础以外，还有一套完备的上层建筑，即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轨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始终是孔孟之道，政治轨制始终是君权占主导地位的中央集权独裁轨制，封建制的经济基础和封建制的上层建筑形成了中国特点的封建社会。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独裁轨制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因而成为近代以来民主革命所必需颠覆的三座大山之一。
易中天所说的秦始皇已经颠覆了“封建主义”，是片面的，不确实的。他把封建制理解为仅仅是分封制，而无视封建制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含意，即一种社会形态。他的看法和社会普遍认知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是不能被人接受的。
年龄战国时期战车
第二，帝国主义和帝王制。
易中天先生说：“帝国主义就是帝王制，是被孙中山颠覆的。”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帝国主义和帝王制是两个概念。辛亥革命，清帝逊位，帝王制被共和制取代，仅仅是中国的政权更迭，如何能说成是“帝国主义被颠覆”了呢？易中天先生在这里玩的是偷换概念。
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指的就是西方列强，这是尽人皆知、不容质疑的。1840年之后，帝国主义环伺中国，虎视眈眈，试图把这块肥肉一口吞掉。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除了了反封建外，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犯，这一点也是明确的。
最先来到中国的列强是葡萄牙，它以经商为借口，赖在澳门并进而侵占了澳门。随后霸占我国台湾岛的是荷兰，是郑胜利把它驱赶了出去。
第一次雅片战争
大家都知道的是，1840年暴发的第一次雅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次侵入我国的列强是英国。通过战争，英国迫使中国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同等条约，即“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城市为互市口岸，割让香港，赔款白银2100万两。1858年，英国又发动了第二次雅片战争，战后中国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1858年中俄签订“爱辉条约”，割让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余万平方千米土地给俄国。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迫使中国签订“北京条约”。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千米土地给俄国。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订“中法新约”，法国取代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周边岛屿，赔偿白银二亿两。紧接着，俄国与中国签订“中俄密约”，获得了在中国东北修建中长铁路的的权力，并进而把东北据为己有。德国不战而胜占领了青岛，进而获得修筑胶济铁路特权，把山东据为己有。俄国占领旅顺、大连。英国获得了在长江中下游经商特权。美国以“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名义获取在中国的利益。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占领北京，迫使中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获得特权。另外，列强们还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九江、厦门、镇江等地强行设立“租界”，树立“国中国”，享受“治外法权”。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以上只是罗列帝国主义侵犯中国的部份事实，已经够惊心动魄的了。这段血淋淋的历史，作为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这些辱没条约带给中国的伤害，在辛亥革命废止帝王制时消失了吗？没有。1911年辛亥革命带来的仅仅是政权变更，列强们在中国的特权并无被取消。如果像易中天先生说的那样，帝王制取缔就象征着帝国主义被打倒的话，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自然就没有必要了，那他为何还要在广州组建政府，要“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要进行北伐呢？
经由中国政府的不断努力，外国列强与中国签订的大部份不同等条约，一直到了1943年才被废止。而俄国通过两个不同等条约强占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多万平方千米土地，至今依然没有奉还中国。
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俄国强占中国领土
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宣告要废止沙皇与中国签订的不同等条约，奉还中国被占领土。俄国的这番表示，当时曾经令中国人民十分兴奋，有几十个民间集团联名致电俄国表示感谢。在此以前，陈独秀对俄国革命并无什么兴致，只是由于列宁的这个表态使他转变了态度，对俄国发生了好感，进而接受了马列主义。
列宁的表态已经由去了一百余年，却至今没有兑现，说明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国酿成的伤害至今都没有愈合，如何能说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早已由孙中山完成为了呢？
不但历史上帝国主义给我国带来的伤害和辱没至今烙印尤在，即便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一些帝国主义强国仍然凭仗实力，推广强权霸凌政策，它们无理干涉我国内政的事情还时有产生。一些国家奉行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给世界带来新的不安定，对人类和平安宁依然形成要挟，因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至今仍未完成，任重而道远。
易中天先生作为知名学者，说话不要太随便，更不能任意曲解公认的事实。他这样作，只会误导舆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上海租界示用意
第三，官僚资本主义是不是存在。
易中天先生说：“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官僚主义=垄断主义;资本主义=竞争主义。竞争与垄断水火不容，史上何来既垄断又竞争的“官僚资本主义”?只有“官僚权本主义”!
他的这类说法仍然是毛病百出。
毛病之一是，他把这里所用的“官僚”一词，理解为“官僚主义”就错了。查《现代汉语词典》可知：“官僚”的本义是指官员、官吏。而“官僚主义”是指脱离大众、脱离实际的一种工作风格。
毛病之二是，他说“官僚主义=垄断主义”，这话更不靠谱，官僚主义作为一种风格，它和经济活动中的垄断完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毛病之三是，他认为垄断和竞争水火不容，因而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官僚资本主义”。其实，在中国近代社会里，官僚资本主义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的。
依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半殖民地国家中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官僚资产阶级”是与国家政权相勾搭、垄断经济命根子的资产阶级。
胡雪岩画像
让咱们看一看近代史上典型的官僚资本家是怎么与官方权势互相勾搭的。
事例一，清朝末年“红顶商人”胡雪岩与官方勾搭，成为一位典型的官僚资本家。
胡雪岩是一名徽商，他的生意在杭州立足。开始是作典当行，后来又开了一间药铺“胡庆余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生意尽管做的不错，可是没有兴隆起来。后来，他的生意得以大大兴旺发达，是由于他和一名重要官员左宗棠挂上了钩。左宗棠带领军队在新疆前线作战，胡雪岩实际上成为了他的后勤部长。他为左宗棠的部队采买各种军需物质，包含棉衣及各种用品。当左宗棠部队军饷不足，朝廷也拿不出钱时，胡雪岩能从上海外资银行贷出款来用作军饷。胡雪岩与左宗棠的亲密关系维持了十多年。他在为军队供应军需物质的这些年中，累积起了巨额财富。
胡雪岩通过左宗棠向朝廷要求，经慈禧太后批准，授与他二品红色顶戴，赏穿黄马褂，因而被昆裔人称为“红顶商人”。慈禧太后还授与他的母亲一品诰命夫人封号。
事例二，另外一位清朝末年的大官僚资本家是盛宣怀。和胡雪岩同样，他也是依附在官员身上，他所依傍的是李鸿章。他凭仗李鸿章的支持，挤垮了胡雪岩。盛宣怀承包修建了中国最先的电报路线，并负责国有铁路的修建，开采铁矿，后来还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慈禧还把钓鱼岛犒赏给了他。
三十年代上海证券交易所
首先，分析一下官僚资本主义的由来和发展历史。
19世纪末，在中国，“在政府的提倡下出现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混和企业，由公私双方出资，在上级官员监督之下，由商人从事经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类官僚资本主义变得愈来愈少国家行政颜色了。当20世纪的最初十年，这类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好状况时，企业领导人亦官亦商的两重依附关系，形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的独一基础。”（引自《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个混杂的阶级队伍中，官僚和商人的地位在不断变化着。开始时，官员地位凸起，后来，商人地位上升，成为主导。一些加入资产阶级的官员的子孙，愈来愈像公司的首脑和私人企业家。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在1920年左右成为庞大的中国实业家协会主要领袖和代言人之一，就是一个例证。
到了民国初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得到极大发展，这个时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期。然而随着1927年军事独裁出现，资产阶级中最有活气的那部份人失去了活气，代之而来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蒋介石获得政权后，着力打压原本相对于独立的商会组织。例如，上海在1929年至1930年，以虞洽卿为首的委员会改组了总商会，给原商会领导人至多保存了三分之一的位置。新的总商会成为了上海市政府的一个齿轮罢了。
孔祥熙
1927年末，上海一些银行家通过购买公债成为了债权人。从1927年至1937年，政府发行的10亿元债券中，有50-70%是由上海银行家购买的，他们取得了总利润的20%。这样，银行家们通过债券和蒋介石政权紧密地联络在一块儿。1935年，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由政府节制了主要信贷所。从此之后，银行业和信贷业也就由国民党官员来经营了。政府节制了全国银行的66-70%的份额。
随之而来的是一些银行家开始进入官场仕进。例如，吴鼎昌再也不经营银行业，当了政府的实业部长。张嘉璈做了政府的铁道部长，钱永铭加入蒋介石团体，接受了财政部次长职务，后来又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在宋子文节制下，担任中国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在三十年代，政府官员和资本家构成的共生关系，和清代末年的官僚资本主义很是类似。由政府接收企业，资本家进入官僚机构，构成以官僚专业化为基础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上海某银行门外
之前常说的最大官僚资本的四大家族中，孔祥熙和宋子文是最为典型的。例如，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私人企业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主要股东。这家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在国营银行和政府部门之间充之中介人。后来发现，孔、宋两位官员及其家族，也在这家公司进行私人投资。孔祥熙联合杜月笙兴办的启新公司，对公债、黄金、棉花和面粉进行投契。相似情况还有许多。例如，宋子文是南洋烟草公司的最大股东，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上海中心渔业市场，是由任实业部长的吴鼎昌直接组织的，都得到各省政府的合作，并由通常属于几个派系的私人资本家予以财政支持。这些公司能得到政府财政补贴，享有垄断权和其它特权，往往挤垮与之竞争的私营企业。
以上这些，莫非不能说明在中国民国时期的的确确存在着官僚资本主义吗？民主革命把官僚资本主义作为革命对象，莫非错了吗？
宋子文
在中国，因为本身历史缘由，资产阶级分为三个部份。除了了上边分析的官僚资产阶级外，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相比官僚资产阶级来讲，民族资产阶级很弱小，在发展环境相对于宽松时，它们还有一定生存空间，可以得到发展，而当遭受到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打压时，它们的日子就很难过，常常不能经受巨大挫折而破产。例如，茅盾先生的作品《林家铺子》的店主人，以及《子夜》中的主角吴荪甫都是民族资本家。在共产党的理论中，他们属于革命团结的对象，是共产党的朋友。
此外就是买办资本家阶级。外国资本家来到中国做生意，离不开中国人的协助，那些在外国洋行充当帮办的中国人，逐步发展起自己的实力，一旦具备条件，他们会独立经营自己的企业。这部份人，因为和外国权势关系亲密，因而也属于革命的对象。
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抉择的，这个论断被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易中天先生对民主革命颠覆三座大山的历史任务随便予以否定是不负责任的，会给人们的认识带来凌乱，因而颇有必要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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