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作为一位企业的财务人员，在今天去税务局或银行办理事务时，通常会携带公章、法人章和财务章，以便在办理过程中进行盖章。然而，对于大型企业，特别是中央大型企业而言，携带这些印章外出并不方便，因此它们会在事先准备好的资料上盖章，同时准备几套已盖章的空白资料以备不时之需。这种做法虽然不合规定，但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在古代，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明朝朱元璋时期，户部负责国家财政，每年地方官员都会派遣人员到户部核对钱粮、军需等各类数据。如果能够完全匹配，则视为任务完成，这与现今会计中的账账相符、账实相符相似。但由于各省数据繁杂且钱粮军需难免有所损耗，因此与户部数据常有出入。这时，地方进京办事人员需要修改上报的核册文件。然而，仅修改正确还不够，新文件还需加盖当地官府的印鉴。由于官府印鉴不能离开府衙，按照正规程序，办事人员需返回当地重新加盖印鉴后再返京。当时交通不便，若距离南京较近的城市尚可，但对于云南、贵州、北平等地，往返可能需要数月。此外，若多次修改，将耽误正事，影响地方官员政绩。因此，聪明的地方办事人员会携带一些预先加盖官印的空白纸张，以便随时进行修改替换，从而解决问题。这种做法逐渐成为官场潜规则，自元朝起便如此。
然而，当这一做法被朱元璋发现时，他勃然大怒，直接处死了各地主要负责人，并将协从人员流放。一时间，朝堂之上血流成河，近百颗人头落地，更多人遭流放戍边。后来，宁海人郑士利向朱元璋请求平反，认为这些官员罪不至此，结果朱元璋再次暴怒，进行了第二轮清洗。这便是著名的“空印案”。
那么，为什么朱元璋要对看似不太严重的空印案处以如此严厉的惩罚呢？首先，朱元璋出身寒微，曾放过牛、要过饭，饱受官府欺凌，最终走上造反之路。因此，他在骨子里痛恨官员，从后来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便可看出端倪。其次，朱元璋担忧空印落入不法分子之手，用于欺压百姓，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局面。再者，携带空印的办事人员有可能与户部官员沆瀣一气，形成贪腐现象，而官员贪污正是朱元璋的逆鳞之一。最后，朱元璋在成为皇帝前并未在官府任职，不了解官员们的难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