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在我军和我党中的资历深厚，地位崇高，尤其他与众多开国将领的感情，更是感人至深。在中国历史上，周恩来已成为“总理”的代名词，甚至刘少奇也曾表示，我党仅有三位具有固定称谓的人物，分别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根据我党规定，党内同志不应称呼职务，但在80年代，邓颖超接待了外国记者的到访及采访。当记者好奇地询问：“邓女士，您的先生是何许人也？”时，邓颖超的回答颇为新奇。她为何会称自己的丈夫为周恩来，又为何用小名“总理”来称呼他呢？
事实上，周恩来不仅是名副其实的“36位军事家”之一，与毛泽东、朱德、十大元帅等人齐名，而且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乃至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处于军事决策的高层领导地位。尽管他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并称为“五大书记”，各自分工不同，但他们都参与了军事上的重要决策。然而，没有人是天生的专家，周恩来在成为总理之前，曾担任过多种职务，均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只是由于他在担任总理期间做出的巨大贡献，使我们忽略了他此前的其他工作。因此，在我党的发展史上，周恩来无疑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其军事才能和治国才能同样不容忽视。
周恩来以其非凡的天赋和耐心，在许多领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他仿佛是天生的宰相和总理，能够治理大国如同烹饪小菜一般游刃有余。他关注每一个细节，使各项工作井然有序，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正是由于他如此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地为人民、为党工作，才为后来的疾病埋下了隐患。
到了70年代，由于年龄的增长和日夜为国事操劳，周总理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72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急需休息，但由于工作繁忙，病情不断恶化。1974年6月，周总理被迫住院接受治疗。1975年6月15日，周总理最后一次回到西花厅，在邓颖超的陪同下，他漫步于西花厅的每个角落，像注视自己的孩子一样，欣赏着他所钟爱的花木。西花厅的花卉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和慰藉，这里的每一草每一木都承载着周总理的美好回忆和深情眷恋。
1975年7月23日下午，周总理最后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步履艰难地巡视了几个大厅和省厅，最后在南门接见厅的《迎客松》巨幅画作前驻足良久。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是周总理行使神圣使命最多的地方，从选址、设计到建设、竣工、装潢、使用，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几十年来，周总理在这里出席过各种盛大的国事外交活动，会见过全国各地各界的代表人士，无数改变中国和世界的重大决策都在这里诞生。因此，这里自然也是周总理非常牵挂的地方。当他深情凝视着画中的苍劲松树时，情不自禁地伸手抚摸它，走到大门口还回头凝望，依依不舍之情让工作人员都感到心酸。在与工作人员告别时，他又说了一句：“你们要把这个家看好！”
1976年，周总理病情加重，在北京305医院接受治疗。医生告诉邓颖超：周总理的情况很危险。同年1月5日，医生为周总理进行了最后一次手术，但由于病情严重，手术后他的呼吸非常微弱，随后陷入昏迷。到了8日凌晨，周总理的脉搏越来越弱，几乎都要停止了，医疗组立即准备实施抢救。然而，周总理的脉搏逐渐停止跳动，脸色发紫，心电图波幅也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了一条直线。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医生宣布周总理经抢救无效去世，他的身上被覆盖了一层白布单。
周总理的去世让无数人陷入悲痛之中，当时我党的高层也深感痛心。邓颖超强忍着悲痛告诉邓小平关于周总理的三个遗愿，但邓小平听后纷纷表示不同意。这三个遗愿包括：不希望中央为他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不希望为他举办追悼会以免群众受累奔波；以及希望将骨灰撒向祖国的山河大地。这些遗愿体现了周总理一生简朴、为民着想的高尚品质和他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