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的一千年里，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年）到东罗马帝国的终结（1453年），西欧的文化与历史几乎完全被基督教会所主导，丧失了古典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追求真实的态度，沦为神学的附庸。然而，东罗马帝国——作为罗马帝国的延续——却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古典文化，尽管也受到了宗教的影响，但其文化和历史学的发展却相对独立，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本文将沿着时间的脉络，深入探讨东罗马帝国的史学成就。
一、古典史学的传承与发展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都城迁至拜占庭，开启了罗马帝国新的历史篇章。到了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的历史正式拉开序幕。由于其首都位于拜占庭，因此也被称为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核心区域横跨欧亚两大洲，连接黑海和地中海，成为西方世界的交通和贸易中心。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东罗马帝国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坚实基础，进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包括史学的发展。
在文化方面，东罗马帝国被誉为“希腊帝国”，因为它保留并继承了大量的希腊文化遗产。在这个时期，希腊语非常流行，甚至成为官方语言。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拜占庭的史学得以更多地继承希腊史学的优良传统，延续了古典时代的人文主义风格。然而，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东罗马帝国的文化也受到了教会的限制和破坏。例如，在4世纪后期，教会摧毁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著名女数学家希帕提娅也惨遭杀害。在这种双重文化影响下，罗马史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东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史学家是攸内匹阿斯（约345-420年），他续写了3世纪希腊史学家得克西配斯的《编年史》，共增加了14卷。遗憾的是，攸内匹阿斯的《编年史》如今已散失，仅存片段。5世纪时，帝国财库律师左息马斯利用得克西配斯的《西徐亚史》和攸内匹阿斯的《编年史》作为素材，创作了《新历史》。该书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基督教，批评君士坦丁大帝，认为罗马帝国的衰落与基督教的产生有关。左息马斯作为帝国的财政官员，在书中记录了大量关于帝国经济的宝贵资料。《新历史》的问世证明了当时东罗马帝国的文化氛围相对宽松。
6世纪时，东罗马帝国迎来了查士丁尼时代。在这一时期，帝国的版图迅速扩张，国力达到顶峰，文化进入繁荣阶段，史学也随之复兴。这一时期的史学作品大多聚焦于查士丁尼时代的事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普洛科匹阿斯的《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秘史》和《哥特战争史》等。《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主要讲述了查士丁尼的辉煌成就，而《秘史》则揭露了查士丁尼荒淫无度的私生活，两书形成鲜明对比。普洛科匹阿斯的作品旨在模仿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风格，继承其历史的教诲作用，并用希腊文撰写。但他的作品中存在不加筛选地记录传闻、缺乏考证的问题，这使得他的作品并非完全可信。
6世纪的另一位重要史学家是西莫加达，他著有《历史》八卷。他的历史作品同样继承了希罗多德文化史的传统，不仅记录了本国的历史事件，还描述了周边国家的风俗和文化状况，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描述。在马可·波罗之前，许多人正是通过西莫加达的著作了解到遥远的中国。
二、基督教影响下的东罗马史学
总体而言，东罗马帝国早期的史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希腊的传统，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但随着基督教在东罗马帝国中的正统地位不断加强，6世纪后的史学逐渐进入了教会史学阶段。东罗马帝国的第一位教会史学家是伊发格里阿斯，他致力于续写攸西比乌斯等人的教会史。攸西比乌斯是罗马帝国后期的教会史学家，被誉为“教会史学之父”，他的《编年史》主要为基督教的正统地位辩护。作为攸西比乌斯的继承者，伊发格里阿斯的《教会史》也阐述了类似的主张。此后，东罗马帝国又出现了以弗所的12卷《教会史》、马拉拉斯的《编年表》和《巴斯卡尔编年史》等作品，但这些著作往往质量粗糙，甚至不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与西欧国家编年史以教会为中心不同，东罗马帝国的编年史以国家为中心，这反映出东罗马帝国的政权高于教权。
7世纪以后，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东罗马帝国的政治和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这一时期的东正教会加紧兼并土地、聚敛财富，引发社会普遍不满，进而触发了“圣像破坏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教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教会史学家们仍然坚持写作，涌现出了提奥芬尼（著有《编年史》）和尼斯福鲁斯（著有《皇帝摩里斯统治时代及其后简史》）等重要人物。他们都是教会成员，反对“圣像破坏运动”，最终因而被流放甚至处死。
9世纪时，教会史学家中有哈马托罗斯和福提斯等人。哈马托罗斯的《编年史》内容始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