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很多人不舒服,说他是个百万富翁,主张处理他。我说不能动,一处理,群众就会说国家的政策又变了,得不偿失。”
这句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话,至今仍然被“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九挂在自己办公室正中央的墙上。
1980年,一份关于“傻子瓜子”的报告被放到了邓小平的桌子上。彼时,炒瓜子起家的个体户年广九已经赚取了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财富。
在那个“万元户”尚且稀缺的年代,这无疑是天文数字中的天文数字。
发家难免引起旁人眼红,好事者便一封举报信写给了上级部门:
“社会主义允不允许有百万富翁?”、“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
这一连串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引发了社会范围的激烈讨论。
邓小平接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是如何处理的?
“傻子”年广九的商业智慧1937年出生在安徽怀远的年广九,少年时代是个“纯正”的穷人。
1942年,淮河发大水,年幼的年广九就跟着父亲一路逃荒,靠着乞讨来到了芜湖。
彼时的芜湖,是我国四大米市之一,商埠文化氛围浓厚。
而从外地逃来、无财无产的年广九一家,只好做起了水果贩卖生意。
就这样,年仅七岁的年广九每天跟着父亲早出晚归,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商人”。
虽然因为家里穷,年广九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他对经商却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秘诀:
首先,是薄利多销、和气生财。
年广九的父亲在去世前曾给年广九留下遗言:
“咱们虽然是做小生意的,但一定要与人为善、和气生财。”
听完父亲话默默点头的年广九,也确实把这句话贯彻了一生。
水果贩卖生意,本就价低利薄,可年轻的年广九并不像其他偷奸耍滑的商贩一般,想尽办法去偷秤漏秤。相反地,就算有时候他无意间给顾客算错了秤,等到顾客反应过来回头找他时,年广九也总会笑容满面地把漏掉的秤补足、多算的钱退回,让顾客满意地离开。
不仅如此,年广九在给顾客过完秤以后,总会再拿出一两个水果免费送给顾客。
对此,同行们纷纷调侃他是“傻子”。这也就作为年广九的外号,慢慢流传开来。
这种“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直至后来年广九改行炒瓜子、在昆山开厂时仍然在秉持。
1982年,由于年广九的“傻子瓜子”风靡全国,所以其他人也想来瓜子行业分一杯羹。短短一年之内,芜湖市就出现了十多家规模不一的瓜子厂。
此时,“傻子瓜子”面临着空前巨大的行业竞争。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年广九决定“傻子瓜子”实行大降价,每斤从两块四降到一块七。
这个决定一出,立即引起了年广九儿子们的反对。他们实在不理解,现在瓜子厂的效益本来就不如以往,如果再大幅降价,这岂不是雪上加霜?
对于儿子们的疑惑,年广九只是笑着说了四个字:“薄利多销”。
果然,在“傻子瓜子”宣布降价以后,销量立马翻了好几番。
来拿瓜子的队伍,甚至在工厂的院子里都排不下。
降价之前,“傻子瓜子”一天卖出3000斤,利润900块;降价之后,“傻子瓜子”一天却能够卖出20000斤,利润达到2000块。这就是年广九所秉持的“薄利多销”。
除了薄利多销之外,年广九还有另外一个诀窍,那就是善于营销。
早在年广九还在芜湖的街巷里卖水果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想要把生意做得红火,那就必须得能吸引到顾客。
为此,他专门在全芜湖最繁华的路段摆摊买水果。
并且,年广九还特意买了一个录音机,就放在自己的小棚子旁边播放戏曲。
这样一来,年广九吸引到越来越多人的注意,水果生意自然也是越来越红火。
后来,年广九看别人炒瓜子来钱快,于是也萌生了炒瓜子的想法。
为此,他专门去跟好几位炒瓜子的师傅学习,一边帮人干活,一边偷师学艺。在自己的炒瓜子技术大有长进以后,年广九又跑到北方研究瓜子。
最终,练得了一手能把瓜子炒得粒大饱满、回味无穷的绝技。
在给自己的瓜子铺取名时,年广九再次发挥了自己营销的天赋:用自己的外号“傻子”当名字,既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又能吸引顾客眼球、拉动销售。
而“傻子瓜子”这个名字也的确没有辜负年广九的期望,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了全国驰名品牌。
实际上,年广九营销策略的成名一战,却是在1986年。
当时,“傻子瓜子”的销量虽然还算得上乐观,但实际已经到了增长的瓶颈。为了提升瓜子销量,年广九决定做个活动——有奖销售。
其实,早在不久以前,全国范围内有些商家就搞起了有奖销售,但都是私下里小规模地进行。
毕竟,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带有些许赌博性质的活动很可能遭受政府的处罚。
但生性高调的年广九却不管这些,要搞就搞个大的。
“大的”有多大呢?
年广九大手一挥,决定为“傻子瓜子”投放奖券。
这些奖券中,总共设有十个等级的奖项:
一等奖1个,上海小汽车一辆;二等奖10个,摩托车一辆…
诸如此类,依次递推。
事实上,年广九在“大方”设奖之前,也是仔细算过账的:
从2月到5月大概能够销售1000万斤瓜子,一张奖券加价一毛,那就是100万元,而这些奖品的总金额加一块也没有100万。
另外,这销售出去的1000万斤瓜子,也能够带来100万元的纯利润。
这样一看,怎么也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意料之中的,有奖销售给“傻子瓜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火爆销量。
仅2月5号发售当天,“傻子瓜子”就在芜湖就卖出多达6万斤瓜子。
不仅如此,到了12号,全国更是卖出“傻子瓜子”总计90万斤。
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傻子瓜子”在全国的总销量就达到了将近500万斤。
就当时来说,真可谓是火爆异常、一斤难求。
如果在后面没有出现意外的话,这次活动或许能够让年广九的事业再向前迈出一大步。可没过多久,却恰恰出现了意外,而这个意外正是国家政策。
实际上,这种“有奖销售”行为在当时人们看来是打“擦边球”、投机倒把。
所以活动还没进行一个月,年广九就被一纸举报信告到了上级部门。
很快地,国务院出台了禁止有奖销售的文件,年广九的这一成名之战最终宣告失败。
虽然禁止有奖销售的文件让“傻子瓜子”的销售遭遇了打击,几乎将前期赚的钱全部赔了进去,但“有奖销售”让年广九在全国一战成名,“傻子瓜子”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小平同志三次力保胆大心细、敢想敢干的年广九作为当年“个体户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与邓小平同志也有着多次不解之缘。
早在1976年,年广九就已经靠着卖炒瓜子收获了人生中第一个一百万。
彼时尚处特殊时期,小商小贩都被视为“投机倒把”。
可高调的年广九的偏偏不愿意偷偷摸摸地赚钱,反而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他是个富翁。
因为卖瓜子收入的大多是毛票,面额最高的也不过十元钱。而年广九又不愿意把钱存进银行,索性把全部拿麻袋装着放在了家里。
芜湖气候潮湿多雨,所以年广九的钱有时会发霉。
为此,在天气好的时候,年广九经常会把发霉的钞票拿出去晒太阳,全然不顾邻里惊诧的眼光。
发财难免遭人眼红,1980年,一封检举信被放在了邓小平的办公桌上,信中直接质疑:“社会主义允不允许有百万富翁?”
邓小平看后,淡淡地说道:“一个年广九影响不了我们的社会,先放一放、看一看。”
得益于小平同志的保护,年广九刚刚起步的事业免于毁灭性打击。
进入80年代后,年广九在昆山创办瓜子厂,雇佣了多达12个工人工作。
雇工不要紧,可你雇12个,那可就是犯了大忌。毕竟马克思曾说过,个体户雇工一旦超过8个,那便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了。
为此,又一封关于年广九的举报信被交给了邓小平。
1984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直截了当地回应了年广九的问题:
“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让全国的个体户都担惊受怕,没有好处。让他们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能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为年广九的第二次“撑腰”,让年广九感激不已。可他没想到的是,几年以后,自己会第三次受到小平同志的保护。
在经历过有奖销售的风波以后,自觉运势不佳的年广九娶了比自己小30岁的秘书为妻,想以此来“冲冲喜”。可“老牛嫩草”的夫妻在当时人们看来着实有伤风化,于是没多久,就又有人举报年广九生活作风有问题、男女关系不清楚。
再加上之前年广九猥亵女职工的传闻,他很快就以“流氓罪”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并缓刑三年。
就在年广九缓刑期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表达了对他的支持:“早在农村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
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是个百万富翁,主张处理他。我说不能动,一处理群众就会说国家政策又变了,得不偿失。”
幸运的是,没过多久,芜湖市人民检察院就因为证据不足而撤销了对年广九的起诉,小平同志第三次拯救了年广九。
后来,对小平同志满怀感激的年广九曾感慨地说道:“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见过小平同志。没有他,就没有我年广九的今天。”
急流勇退,安享晚年随着年纪的增长,纵使年广九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但他也逐渐地感觉到自己跟不上时代了。
2001年,年广九以一分钱的价格将“傻子瓜子”的商标权卖给了自己的大儿子年金宝。
原本是想让大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将“傻子瓜子”继续发扬光大,可年广九没想到的是,如此一来,却引起了二儿子年强的强烈反对。
此后几年间,两兄弟为了“傻子瓜子”的商标权争论不休、甚至对簿公堂,打起了官司。这让年广九十分为难和尴尬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06年大儿子年金宝离奇去世。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年广九从此心灰意冷,将“傻子瓜子”的商标权和肖像权全部交给了二儿子年强,自己自此退居幕后、安享晚年。
正式退休以后的年广九,每天在家打麻将或者外出散步。
甚至,在他曾经的办公室里,仍然放着两台麻将桌,供年广九和老友们在闲暇时“玩两局”。
虽然已经退居幕后,但年广九还是一直关注着自己创立的“傻子瓜子”。
有时候,年广九还会亲自来到位于芜湖的“傻子瓜子”总部的门店,为前来消费的顾客过秤算账。
对于一个已经80多岁的老人来说,这实属不易。
结语逃荒者出身的年广九,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胆识,一步步成为了中国瓜子行业的巨头。可以说,年广九的创业史,就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缩影。
他几起几落、历经挫折,其中展现出的职业道德和商业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