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夕阳西下，娄山关头，群峰攒聚，马蹄声碎。
1935年2月25日傍晚时分，第二次渡过赤水河的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在这个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天险之地”，密集的枪炮声不绝于耳。
毛泽东眺望远方，不禁皱紧了眉头，想起土城战役的“失利”，他心中便自责不已。
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沉痛地说道：“我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比如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然而，谁都没想到毛泽东提到的“土城战役”，却恰恰成为了毛泽东军事生涯的“神来之笔”——四渡赤水的开端。
面对蒋介石来势汹汹的40万国军，仅有3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宛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一叶扁舟被大海吞没的那一刻，毛泽东却带领中央红军，化身为怒浪中的游龙，在赤水河两岸上演了一出精彩绝伦的大戏。
四渡赤水时，3万中央大败蒋介石40万重兵，毛泽东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在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后，笔者认为，毛泽东能取得最终胜利，只因为他有一个“秘密绝招”，一个让蒋介石想破脑袋都想不到的“制胜绝招”！
围追堵截，险象环生在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他高度评价了这一场伟大的胜利——长征是独一无二的，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的篇章。
后来，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的毛泽东本人也曾对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说道：“四渡赤水是我平生最得意之笔！”
时间回到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尽可能保存革命力量，重新找回战场主动权，中央红军开始了一场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
长征初期，在王明的决策下，红军从冒险主义转变为保守主义，当时，红军身后是蒋介石数十万重兵围追堵截，面前是怒浪滔滔的湘江。
王明仓促作出决定，在敌我双方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展开战斗，两军血战了整整五昼夜。尽管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却也遭到了沉重打击，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人。
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两岸全是断臂残肢，伤兵满营、补给匮乏。
再看国民党，虽然没有拦截住红军前进的步伐，但是并未伤及元气，反而因为给红军造成了重创而士气正盛，数十万大军乌泱泱地紧追在3万红军身后，险象环生。
此等危急时刻，长征时期最重要的转折点出现了。
遵义会议的召开，不仅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班子走上了历史舞台，更在水火中挽救了党和中央。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得知这一切的蒋介石慌了神，急忙调来嫡系部队和川黔滇桂四省的部队，共150余个团，布下天罗地网，向遵义地区推进。
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建议下，暂时搁置了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北渡长江，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4方面军会合，创建川西北革命根据地。
长征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也缓缓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帷幕。
四渡赤水，用兵如神在1956年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上，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比如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毛泽东提到的土城会议，却恰恰成为了“四渡赤水”开始的契机。
图 | 毛泽东
中央红军确定了下一步的前进方向后，出兵痛击土城方向的川军，为北渡长江创造条件，但却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从攻坚作战变成了背水一战。
一场恶战后，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葫芦形山谷中，赫然牺牲了3000多名红军战士。
敌我实力悬殊如此之大，毛泽东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改由赤水北上，撤出土城战役。
中央红军卸下所有辎重，轻装上路，西渡赤水，这才摆脱了紧追其后的敌人，这就是“一渡赤水”。
在这一段时期里，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悬殊达到了最高值，3万对战40万，完全是难以想象的绝对劣势。
1935年2月18日，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回师遵义，结果正好遇上了驰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
红军迅速切换为作战态势，趁吴奇伟部尚未在城中站稳脚跟时发动奇袭，歼灭了大部分敌人，吴奇伟本人则在几名心腹的保护下逃过乌江。
红军一下子缴获了吴奇伟两个师的装备和补给，王道金兴奋地说道：“扁了好久的子弹袋，一下子就装满了！”
二渡赤水也成为了红军成长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兴冲冲写下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其中的那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更是成为了千古名句。
红军取得如此胜利，蒋介石不高兴了，连骂了好几句“娘希匹”，愤愤地说道：“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当他得知吴奇伟泪洒乌江后，更是气得跳脚，连声骂吴奇伟“不成器”！
图 | 吴奇伟
蒋介石急了，他紧急任命张学良为武昌行营主任，自己带着宋美龄、陈诚等人亲自飞到重庆督战。
再来看看红军方面，把吴奇伟撵过乌江，毛泽东和朱德都松了一口气。虽然我们取得了二渡赤水的胜利，但当时红军的状况非常不乐观，在经过连续的战斗后，红军人数锐减，其中以一直当先锋啃硬骨头的红3军团为最。
别的不说，光红3军团，就只有第13团能维持编制，但一个连也只剩下了50来人，别的团一个连只能编四五个班，因此改造俘虏和“扩红”成了红军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在中革军委的指示下，红军一边召开庆功会，一边就地“扩红”，大力传播胜利消息，积极宣传革命思想，鼓舞群众斗志。
随后，红军总政治部又举行了盛大的祝捷大会，中央的各位领导均发表了讲话，遵义城内一片欢欣鼓舞、喜气洋洋的热闹景象。
为了给红军争取到更多的休整时间，毛泽东决定让罗炳辉向东佯攻，不仅可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还可以为攻打黔西一带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做准备。
眼下，吴奇伟在红军手里吃了大亏，暂时翻不起什么浪花来，北线的川军已经进入了娄山关，与中央红军近在咫尺，贸然行动风险太大，所以毛泽东暂时放弃了攻打“川军”的心思。
至于当地分布最广的黔军，则让毛泽东提不起兴趣来，原因很简单，黔军实在是太穷了！
当时黔军使用的武器大多数都是土造的“九响棒棒”，顶多能缴获几挺机枪和几门迫击炮，根本没什么油水可捞。
对比之下，周浑元这块“大肥肉”就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这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论装备还是补给，都代表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水平。
图 | 周浑元
别看周浑元这个人长得人高马大、一脸横肉，十分凶恶，但其实胆子很小，吴奇伟受挫后，周浑元内心深受震撼，也不敢往前走了，整天带着部队在赤水河东岸来回转悠，弄得部队里怨声载道、士气低迷。
3月3日，蒋介石发布一纸电令，将各部队的指挥权均收回手中，大张旗鼓地说要与共产党展开一场大决战。
但历史证明，在他和共产党交手的十几年里，蒋介石掺和得越多，付出的代价就越惨，本钱就赔得越多，这一次也不例外。
面对来势汹汹的蒋介石，毛泽东仍旧不改初衷，决定捏一捏周浑元这个“硬柿子”，就在蒋介石收权的第二天，毛泽东收到情报，得知周浑元部将于5日抵达枫香坝、6日抵达鸭溪，7日完成进攻准备，奇袭遵义。
毛泽东当即猜测出了周浑元部的运动情况，他认为周部将有两个师向枫香坝前进，万耀煌率领一个师向长干山方向前进。
当时，连胜几场的毛泽东魄力十足，他不仅想吞下枫香坝的两个师，就连万耀煌带领的那个师也不想放过。
中革军委对此战也充满了信心，不仅决心消灭周浑元的主力纵队，还决心取得比遵义战役更伟大的胜利。中革军委坚信，周浑元奔袭数千里，状况比吴奇伟纵队还要差，只要保持坚定的决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确实，周浑元当时的情况不算很好，在此前的运动战中，被“朱毛”打得四处逃窜，就像此前的吴奇伟一样四处逃命。
周恩来也支持毛泽东的决定，率领中革军委撤离遵义，向前线靠拢。
此时的红军万事俱备，就等周浑元进口袋了，没想到危急关头，蒋介石突然把周浑元这块“大肥肉”给撤走了。
说来也好笑，在3月5日前，蒋介石满世界找毛泽东决战，这次毛泽东主动找上门和蒋介石决战，蒋介石却不干了，还把周浑元部给撤走了，硬生生把红军的好事给搅和了。
此事过后，毛泽东依旧想和周浑元一战。
3月12日，中革军委成立了一个“三人指挥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负责处理红军中最紧迫的军事工作，其中毛泽东又承担主要责任。
图 | 王稼祥
眼看着北线的川军已经运动到了遵义，湘军也马不停蹄向遵义赶来，中央红军的活动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小了。
赤水河上游一带，再一次进入了毛泽东的视线中，三渡赤水由此拉开帷幕。
要想取得赤水河上游的控制权，就必须拿下盘踞在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但是为了尽可能减小伤亡，毛泽东决定想办法将其“调离”。
就在这时候，万耀煌部离开了，让出了坛厂一带。中央红军可以趁此时机迅速西渡，但是要想把红军各部都集合起来，至少也得两天，再加上渡河这么明显的动作，周浑元很难不察觉到，一旦派兵堵截，中央红军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最终，一向不愿攻坚的毛泽东作出了一个一反常态的决定——拿下鲁班场，当时林彪、聂荣臻想去鲁班场捞点油水的时候，还遭到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没想到几天后，毛泽东自己决定主动攻坚了。
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攻打鲁班场是最好的办法，周浑元龟缩在堡垒中，另一边就是眼看就要撵上来的川军和吴奇伟部，中央红军压根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此等情况下，只有突破了周浑元部，红军才能扭转局势三渡赤水河，将所有对手都转移到前面，走出两面夹击的困境。
很快，鲁班场的战斗打响了，不愧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手里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双方一直恶战至午后，依旧难分胜负，林彪临危受命，重振士气，决定向疲惫的敌人发起总攻。
结果一直战至黄昏时分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周浑元的预备队基本上都没有动用，危难之际，毛泽东决定先派工兵团去茅台河抢架浮桥，为后续袭击仁怀做准备。
双方一直战斗至深夜，中央红军在发动了几次佯攻后，悄悄撤出了前线战场，向着仁怀和茅台渡口转移。
周浑元虽然发现红军已经离开了，但又不敢追上来，生怕中了毛泽东的埋伏，只派出一支小部队进行了勘察，结果被红3军团的后卫团杀了个“回马枪”，吓得立马龟缩回了鲁班场堡垒中。
中革军委下达指示，要求我部在茅台附近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找新的战机，此为“三渡赤水河”。
跟周浑元打了一仗后，红军的状态轻松了许多，在茅台镇留下了许多流芳百世的传说故事，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茅台酒池中洗脚”。
另一边的蒋介石也轻松了不少，他自信地认为红军西渡赤水河，是“向西逃窜”，一定是不敌国民党部队，才被逼得三渡赤水河。
当时蒋介石十分迷信“高科技”，尤其是“航空侦察”技术，但是在古蔺这种地方，树木茂盛、森林遍布，哪怕是天上的飞机也总有看不着的时候。
自从长征以来，中央红军的脑袋上就一直跟着飞机，时间一长，也有了一些反侦察的经验，比如听到飞机声就立马掉头走，把队伍前面的旗帜收起来，把队伍后面的旗帜竖起来等方式，来迷惑蒋介石的高科技。
蒋介石也是低估了红军的智慧，一味迷信侦察报告，胡乱指挥部队行军，弄得部队人困马乏不说，还拉低了部队士气。
红军三渡赤水后，蒋介石天天开会说“共匪西窜”，弄得人心惶惶，本来被红军打怕了的吴奇伟、周浑元等人此时也莫名充满了信心。
其实也不能怪蒋介石，当时不管谁看到毛泽东的状态都难免会产生这个想法。
连日的辗转让毛泽东疲惫不堪，虽然中央给他配了马，但毛泽东总是把马让给病号，自己成天跟着部队爬山翻沟，浑身都是污泥和血浆。
警卫员看着心疼，上来就要背着毛泽东走，却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没办法，警卫员只能扶着毛泽东的胳膊，跟着他一起慢慢地走，即便如此，毛泽东没走两步还是甩开了警卫员的手。
毛泽东气喘吁吁地说道：“你有战斗任务，站岗放哨也很辛苦，我还是自己走吧！”
图 | 长征油画
再加上当时红军没有一张详细准确的地图，经常走冤枉路，在树林里来回兜圈子，战士们难免有些怨言，而这些怨言，好巧不巧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
种种原因相加，蒋介石怎么都没有料到毛泽东会来一出“四渡赤水”。
当时朱毛红军就在赤水河西岸活动，但蒋介石却迟迟没有行动，高手过招，往往就在一招半式间，蒋介石一个迟疑，就全盘皆输。
但凡蒋介石早行动个一天两天，红军四渡赤水就不知道是怎样的结果了。
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在当地群众的积极配合下，毛泽东带领红军东渡赤水，蒋介石的部队刚追到西岸就扑了个空，只能眼睁睁看着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扬长而去。
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虽然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但却赢得相当漂亮，“朱毛”轻轻一跃，就跳到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圈子外，转瞬间，蒋介石再一次败在了毛泽东手中。
国民党40万重兵，硬是被3万红军耍得团团转，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毛泽东手中有一“秘密绝招”，不论在如何危机的时候，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图 | 蒋介石
绝招一出，有如神助萧华曾在《长征组歌》中称赞毛泽东“用兵如神”，毛泽东的确具备过人的军事指挥能力，但是在“四渡赤水”中，毛泽东更离不开它背后“秘密绝招”的帮助，也就是军委总参谋部二局。
军委总参谋部二局，也就是军委情报二局，成立于1931年11月，苏区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总参谋部。
当时总参谋部设有情报科，曾希圣任科长，与谍报队双足鼎立，成为红军最重要的两大侦察部门。
后来情报科升级为局，简称二局，曾希圣顺理成章当上了局长，他负责的曹祥仁、邹毕兆等人都是当时破译敌人电台密码的高手。
长征中，情报二局多次破解敌人密电，及时获取到了重要情报，为毛泽东作出下一步决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辅助作用，毛泽东更是高度肯定了中央红军的情报工作：“长征有了二局，就像是打着灯笼走夜路。”
图 | 曾希圣
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就宛如猎豹一般紧紧咬着红军的尾巴，天上有飞机，地上有汽车，面对如此绝对劣势，曾希圣意识到了唯有在侦察这个科目上，能与敌人一较长短。
曾希圣深感责任重大，他将二局的情报人员分为两组，采取接力工作的方式，日夜监听敌人电台，努力为中革军委提供准确及时的情报信息。
但是在长征初期，王明等人对情报侦察并不重视，无论曾希圣怎么努力，都无法取得博古等人的重视，最终才造成了湘江战役中惨痛的牺牲。
一直到遵义会议前，博古等人依旧坚持与湘西的红2、红6军团会合，危急存亡之际，毛泽东联络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强烈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的原计划，绕道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避开敌人的伏击。
在周恩来、朱德的支持下，红军改变了前进的计划，就在改变路线的当晚，情报二局就截获了敌人企图截击我军的电报，好家伙，但凡慢了一步，血战湘江的悲剧就要再次上演了。
有如此神速的情报侦察部门做后盾，毛泽东自然能“用兵如神”，在四渡赤水中，情报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蒋介石吃亏就是吃亏在这个方面。
如果不是过分迷信所谓的“高科技”，蒋介石也不至于被红军耍得团团转，好几次都把佯攻当成了主攻，把小部队当成了大部队。
毛泽东充分利用蒋介石这个心理，把国民党40万大军耍得团团转，绕着赤水河来回兜圈子，红军看似被动，实则主动，这其中离不开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人及时破译的准确情报。
而这也成为了蒋介石40万重兵始终无法战胜3万红军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