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负责主编，李大钊负责撰稿编辑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并由此拉开了提倡拥护“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新文化运动”有力地冲击了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使青年们的思想不再被封建说教所束缚，转而投入民主与科学新思想的怀抱。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尽管上世纪初我国民众的思想还相对比较保守，封建思维残留还比较严重。但是在进步青年们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还是对我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今我们所熟知的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都是这场运动的先锋健将。
“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我们也基本做到了基本瓦解封建思想残余，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我国思想界还有争议，但基本上都是争论如何与西方文化融合，传统思想一直都处于被压制的地位。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的10年之后，我们的社会上有一些人开始质疑：我们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了一百多年，是不是走的已经够远？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受他们影响下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传统文化的复兴的呼声日渐高涨。
这其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影响，逐渐式微，我们的思想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近日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蒋同学抢夺教授陈某话筒的事件，表面上看是学生对教授“三观不正”的不满，但深究其本质，其实还是由于两人思想不同，产生的激烈观念碰撞。
在这一次的“碰撞”当中，蒋同学批判教授陈某的话虽然不多，但是观点却十分的鲜明。
蒋同学的第一个观点是，教授陈某“眼里只有钱”，功利心太重，蒋同学认为年轻人应该“为中国崛起而读书”。
毋庸多言，蒋同学的观念很正，话说的也非常正确。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活条件虽然提高了，物质生活也丰富了。然而我们在精神文明层面上的进步，却远远没有跟上物质条件的发展。
往细节上说，我们社会中很多中老年人生活并不贫困，可能比大多数年轻人都要优越的多。
可是这些中老年人仍旧改不掉贫困时的一些行为习惯，轻一点的是贪小便宜，能多拿多占就多拿多占；严重一点的甚至会小偷小摸，组团明“抢”他人的财产。
比如去年某地有老人组团把人家南瓜抢了，而最近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某地新铺的人行道地砖，竟然被当地老人们三天内给撬走了大半……
如果说抢南瓜是为了吃的话，那还能理解。可是这些人撬人行道的地砖回去能做什么？人行道的地砖是特制的，拿来砌墙估计都有不小的风险。
这些老人不可能买不起南瓜吃，更不可能在生活中需要那些人行道地砖。
他们之所以会去“拿”，其实主要还是贫穷年代留下的本能，让他们情不自禁地想要多拿多占，管它有用没用，拿回家就是我的，就是占便宜了。
大家不要以为这种思维方式只会发生在底层百姓身上，实际上就连一些荣登富豪榜，企业家已经做到国际级别的企业家，也逃不开这样的思维模式。
不信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有那么多民营企业家，可是能做到对员工不抠抠搜搜，不想尽办法克扣员工离职时的工资，愿意老老实实按《劳动法》付员工加班费的有几个？
员工的离职时的那点工资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吗？员工的加班费依法支付他们会产生很大损失吗？
本质上来讲这些蝇头小利对他们来说，跟那些中老年人“拿”的南瓜和地砖价值差不多；既不能为他们增添多少财富，也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只是出于对物质的痴迷，能多贪多占就多贪多占罢了。
一个人如果物质上贫穷，那国家还可以通过种种帮扶政策帮扶，消除他的物质贫穷。可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是贫穷的，那除了他自己，谁也帮不了他！
教授陈某所谓的“学习就是为了挣钱”，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这种言论十分狭隘偏激，学生们如果真接受了这个观点，以后的人生物质上固然可能会得到一点“实惠”，但精神上几乎必然会陷入贫穷的境地！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第一点，这种观点搞错了顺序，学习的第一目的是为了更清楚的了解自己和世界，不断的通过学习来完善改进自己，使自己能够清楚地明白生命的意义。
如果忽略掉这个重要的前提，一个人即使通过学习获得再多的成就，这一生大概率也无法过的幸福。因为金钱只是能够帮助人获取幸福的工具，而不是幸福本身。如果我们太过痴迷于金钱，往往就会忘掉它的工具属性，成为一个只会挣钱不知享受的“工具人”。
人活一世最可怕的是什么？
不是没挣到钱，而是忙活一世挣了一大堆钱，连自己的人生目标都没找到，人就没了……
金钱确实非常重要。但它永远不该成为我们人生的唯一目标，更不能超越我们自身的意志精神。
如果以赚钱为人生唯一的目标，让金钱超越了自身的意志精神，我们将会沦为金钱的奴隶，为了它丧尽做人的快乐与尊严，而它最终还注定不会是属于我们的。
所以蒋同学对教授陈某“唯金钱论”的批评十分正确，也获得了大多数网友们的强烈支持。
我们的社会苦“唯金钱论”久矣！
现在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人们几乎都会本能的提出“挣不挣钱”的问题。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
一家医院如果在就诊大厅悬挂本年度营业额再创新高；一所育儿养老机构如果都搞成集团化产业化，一个校长如果把食堂外包当作利润来源之一……我们的社会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幸福对于每个人来说的标准从来都不是统一的，也不可能是统一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才是我们接受教育的目的——活成你自己！
然而在“唯金钱论”的视角之下，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只看他有多少货币，每个人都成了金钱的奴隶。
这样的人生不但很累，而且通常也毫无意义：前半生拿命换钱，后半生拿钱续命。最后的结果是付出半生的辛酸，收获一生的战战兢兢和一身伤痛。
这样的人生，真的是大家想要的吗？
蒋同学在批判教授陈某的“唯金钱论”时，同时语气铿锵地喊了一句“为中国崛起而读书”。
这句话的原话产生的背景是在1911年的沈阳的一所小学校，当时老师询问大家的“读书动机”，做出这个回答的是一位13岁的淮安周姓少年。
周同学回答之前，他的同学们大多给出了“升官发财”的回答，这说明在那个年代，“学以致用”，多半还是要用到权与利的实惠场合。
人生的道路有千万条，不可能每个人都能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实惠路线，都去走前人验证过的升官发财捷径，在当时的乱世中，假如个人都得了实惠，这种实惠也一定是挖积弱国家的墙角上。
想要国家崛起，就一定需要有人断绝这种实惠路线，不走那种“光明大道”，转而走上积极求索、荆棘密布、充满坎坷的小路。
周同学不仅是这样回答的，他也是这样实践的，他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的首任总理。
112年后的今天，蒋同学再度提及的“为中国崛起而读书”精神固然可嘉，但我们必须坚信，周总理当年的愿望，我们今天已经实现了，没有人能怀疑我们国家已经强势崛起的现状，国家已经达到了周总理年少时期待的那般模样。
另外，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公也曾经明确的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凡是对人民有利的都是社会主义！
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要崛起？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加优越的生活，享受到更多的好处。从现代意义上来说，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仅是军事和科技，同时也应该包含经济发展上的崛起。
“为中国崛起（发展）而读书”无疑是正确的信念，但没有必要让这个信念和金钱对立，虽然我们国家社会中的一些人，总是希望人才们能够高风亮节，不食人间烟火。但现实是非常残酷的：人才通常也爱金钱，而且很多出色的人才可能比普通人更加爱金钱！
这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我们如果想要获得更多人才，实现国家的崛起和发展，就必须让人才们获得社会荣誉的同时，奖励给他们一些金钱。
实际上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抢人才的方式，大多都是直接拿钱砸，只要觉得这个人有用，什么高薪资、高福利，好待遇，那都不是事儿。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臣服于金钱，但在同样能够实现自我价值，达成自己“为国为民”的大理想的前提之下，人们往往还是会更倾向于更好的物质条件。所以为中国崛起或发展而读书，不应该跟金钱对立，甚至恰恰相反，能够为中国崛起火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是最有资格获得更多金钱的人！
年轻的学子社会经验尚浅，有这样的“对立”误区还可以理解，跟教授陈某身为一个资深教育人员，公开吹捧“唯金钱论”的错误性质完全不同。
不过蒋同学和教授陈某的第二个争论——关于“基因”的问题，说实话两个人的观点同样让人觉得不快，走向了极端。
教授陈某所谓“获取优秀基因”的方式，就是通过和距离更远、基因融合较少的人种结合。这个说法虽然听起来不太好听，但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禁止近亲结婚，就是因为如果夫妻双方的基因中有太多相近的遗传信息，生下来的后代患上各种先天性疾病的概率很高。这一点埃及法老和欧洲王室，都是付出过惨痛代价的，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一查。
如果两个人的距离较远，基因中的遗传信息没有发生过交集，生出来的孩子会不会变聪明不好说，但比起近亲结婚生的孩子健康应该是可以确定的。
然而教授陈某用“杂交”这种说法，其实已经非常功利性的把人动物化了，为了想要的基因，把不同种的种群混在一起，然后再挑选优秀的后代。
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宠物商人为了获得所谓的“纯种”或“新品种”才干的事情！
我们是人，我们有自己的思维和感情。我们的一生不止是为了金钱和繁殖，更重要的是实现自我的价值。
教授陈某的这种说法，十分粗俗地冒犯了我们作为人的基本尊严，粗鲁而武断地把人动物化了。随后蒋同学一急之下跟着反驳的那一句“我们不和美国人杂交”，掉入了教授的语境和语言陷阱，用错误的名词阐述正确的观点，同样也是粗鲁而有失公允的。
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全世界的各个人种和民族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国内现在就有不少和国外通婚的家庭，也有不少混血儿，在冬奥会等我们的非传统项目上为国家摘金夺银，同样值得我们自豪。蒋同学跟着喊的“杂交”一词，同样也是对他们的冒犯。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愿看到“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故事。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择偶权，这一点是受法律保护的。蒋同学自己可以拒绝跨国婚恋，但是得保持对跨国婚恋最基本的尊重。
我们是中国人没错，但这和跟其他国家的人婚恋生子并不矛盾，这也是国家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可以将这种情绪扩散到跨国婚恋和混血儿身上，也跟教授陈某一样用“杂交”这种粗鄙而有贬低性的词汇，某种意义上已经被教授陈某带偏了。
实际上根据现在的发展趋势，以后全人类的种族和文化融合，应该是一个大趋势，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越来越便捷，整个世界在无形之中在慢慢“变小”，我们跟外国人的接触也无可避免地会增多。
综合起来看，教授陈某是属于过去“公知”型的知识分子，他所倡导的东西似是而非，对外国确实存在迷信心理。而蒋同学则属于传统文化复兴之后，比较推崇文化自信的一类年轻人。
他们两个人之间在讲台上的“冲突”，其实只是我们社会中每天在进行的思想碰撞的“冰山一角”。
我们究竟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欧美文化？这是近些年网络上一直都在争论不休的问题。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在科技和经济方面，仍然需要和欧美各国做伙伴。然而从民族感情的角度来讲，我们国内排斥欧美各国的声音却越来越大。
教授陈某对欧美国家无底线的崇拜，当然是非常不可取的，更是跟他的身份不相称的。但激烈的排外思想，也同样不值得褒扬——毕竟这世界未来的趋势仍然是发展和融合，我们要想从外国获得好处，就必须保持跟外国合作。
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如果你想赚一个国家的钱，你就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国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并且根据这些做出产品，这样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给你掏钱。
如果排外的思想太严重，就会导致没有人愿意去深入了解外国，不去深入了解他们，我们又怎么能从他们手里赚钱呢？这对我们的发展和崛起，其实也没有什么“实惠”。
一方是“情”，一方是“理”，这“情理”之间的事情，往往也确实让人难以抉择，且须斟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