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相通
君臣相通指君和臣的服饰在款式、颜色等方面具有相通性，具有身份的一致性，是中国古代官僚服饰所体现出的一种君臣关系。不过，虽然中国古代有着君臣同服、君臣相通的现象，但这并不代表君与臣是绝对平等的，恰恰相反，在相通的背后，隐藏着日益规范、严苛的君臣等级关系。
冕服与服冕冕服主要用于中国古代的祭祀场合。“古之天子虽极尊也，而与公侯卿大夫士受秩于天者均。故车服礼秩有所增加，二无所殊异。”在天的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在祭祀时，君臣都可以服用冕服。然而天子、皇帝的权力受之于天，他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故天子、皇帝所用的冕旒数和服章数要远高于臣下。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周朝的冕服是夏商两个朝代冕服的呈现。分封制的确立，使得周朝冕服的等级日渐分明，并且较前代华美很多，这说明冕服在周朝已经发展到了比较完备的阶段。周朝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周朝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冕服中能够体现等级尊卑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即服章数与冕旒数。虽然同类名称冕服的服章数是相同的，但同类冕服的冕旒数是不同的。周朝君臣之间的等级差距并不是十分明显，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分封制与等级君主制是密不可分的。周朝之后，服饰所能体现君臣相通的政治功能开始逐渐衰退。
秦始皇建立统一政权之后，毁灭古礼，将冕服一并废除。东汉汉明帝时开始重新使用冕服，不过，此时不再使用《周礼》六冕，天子、三公、诸侯、卿大夫开始共用冠冕，通过冕旒的旒数、旒珠所用玉的材质与衣服制作的工艺来区分等级。就服冕者的范围而言，汉朝较周朝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仍旧为皇帝、诸侯与诸臣，但就诸侯与诸臣的政治地位而言，却发生了变化。汉朝诸侯诸臣的政治地位大致是相当的。
周朝时君臣共用的冕服有五种，发展到汉朝时只有冠冕一种，君臣相通的服饰数量减少，而且无论是从服章数还是冕旒数来看，汉朝君臣之间的等级差距都有所扩大，这就说明汉朝冕服相比周朝，君臣相通呈递减的趋势发展。
北周到隋唐时出现了恢复《周礼》六冕的尝试，看似君臣相通的趋势又增强了，但实质上，这样的尝试恰恰是作为君臣相通趋势减弱的一种佐证。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对君臣关系的要求只能是等级越来越明显，《周礼》六冕那样的相通终究会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不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皇权的不断加强，君臣的等级尊卑秩序越来越明显才是发展的主流趋势。
发展到宋朝所能体现到“君臣相通”的地方已经非常少了。我们唯一能看到的是，只有衮冕仍旧保留，其他的都已经废除不用了，而衮冕的使用者仅剩下皇帝与皇太子。从宋朝开始，冕服所体现出的君臣相通关系已经越来越弱，而皇权在此时起却是越来越加强的趋势。
在元朝，《周礼》六冕也仅仅剩下衮冕被使用。虽然皇帝与皇太子所服的衮冕无论在冕制上，还是服制上，都有很大的差别，但相比其他阶层而言，皇太子仍旧可以服用衮冕，只这一点，也可说明，在衮冕的使用上还是可以体现出“君臣相通”的，只是，这个时候，“君臣相通”也剩下一个影子而已了。
明朝皇帝、皇太子、亲王、亲王世子、郡王都可以服用衮冕，君臣衮冕的服制大体上是相同的，不过从颜色、样式、纹样、装饰上来看，君臣是有差别的，从这些细节中都能够体现出皇帝的极尊地位。明朝以后，传统的《周礼》六冕被废除了，但冕服上的十二章纹样却被继承了，而且只用于皇帝的朝服与吉服之上，这无疑是等级性增强的体现。
纵观冕服的发展变化过程可以看到，“君臣相通”与冕服的种类和服冕者的范围有很大的关联。“君臣相通”的冕服种类越来越少，周朝时君臣共用的冕服有五种，唐朝之后只剩一种。“君臣相通”的服冕范围也越来越小，从西周时的天子、诸侯、诸臣到宋元时的皇帝与皇太子、明朝时的皇帝与皇族。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冕服所体现出来的“君臣相通”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减弱。
君尊臣卑中国古代官僚服饰制度是集服、冠、饰为一体的服饰制度，其作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能。“君尊臣卑”中包含着两层含义，它不仅仅只是指代君与臣之间的尊卑关系，还蕴含着臣与臣之间的等级关系。
以服定尊卑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君臣之间的等级秩序在不断拉大，体现在服饰上，就是要求服饰中能体现等级的要素越来越多。不仅是在服制上，在服饰所用场合中也能够清晰地体现出来。不同场合服饰用以分等的依据不同，通过服饰元素的增加、等级划分的细化等说明中国古代官僚服饰中的“君尊臣卑”是不断上涨的趋势。
以冠定尊卑冠，又可称为首服或头衣，其中包含冕、冠、弁、幘等多种冠服。自古以来就有“重头”的现象，首服在中国古代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所谓“冠者表成人之容，正尊卑之序。”中国古代官僚服饰较早是通过冠来区分君臣等级的，后来，历代君臣的冠制越来越规范统一，用以区分等级的是的冠上的饰物。
“顶戴花翎”是清朝官员为官任职的权力象征，它主要是通过帽顶来区分等级，不同身份、等级的人所用饰物的材质不同，这与清之前历代的冠制都有所差别。这是由于，清朝统一之后，使用的冠服体制一方面沿用了前朝，另一方面仍保留有其独特的少数民族服饰的特色。
以章定尊卑十二章是用于中国古代祭服上的纹样图案，君与臣的身份等级可以从服饰上纹样的种类和数量来区分。地位越高，可用的数量越多，反之亦然。十二章纹样从高到低分别指的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种。有的朝代将龙至于山前，将火至于藻之前，不过这样的变化并不太影响其分等的功能。
十二在中国古代为天之大数，选用十二为天子的服章数和冕旒数，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天子极尊的社会地位
清朝与之前的朝代不同，十二章纹样在清朝不再用于祭服之上，而是用于朝服和吉服。
以纹定尊卑纹样是中国古代官僚服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不同朝代、不同场合、不同身份所使用的服饰纹样都会有所差别，纹样被历代统治者用作是划分身份的重要工具，所以纹样自古以来都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
龙纹在宋朝时开始成为皇帝专用纹饰；从明朝开始，龙纹开始与黄色搭配被皇帝所使用。龙纹从宋朝开始一直到清朝，作为皇帝和皇室尊贵身份的象征，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尽管皇帝和皇室成员在一些服饰中都可以使用龙纹，但皇帝所用龙纹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形态上都要凸显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蟒纹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成为仅次于龙纹的纹样图案。龙纹为最尊贵的皇帝及皇室所用，蟒纹则为仅次于皇帝的王公贵族所用。龙纹与蟒纹的出现，说明皇帝及皇族的社会地位越来越尊贵，与官员之间的等级差异越来越大。明朝时开始出现蟒纹，是赐服上所用的一种纹样，是皇帝对臣下极高的恩赐。在清朝，蟒纹被广泛使用。
花纹与官员的品色服是相伴而生的，官员的品色服需要根据服色与花纹两个元素来区分品级。
唐高祖武德四年开始根据官员散官品级的不同而配以不同的花纹，与此同时，皇帝袍衫所用的赤、黄色，成为其专有的颜色，臣民不得僭用。这些举措都充分说明了“君尊臣卑”自唐朝起，已经开始愈演愈烈了。
龙纹和蟒纹是主要用于皇帝及王公贵族的纹样，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将权贵所用的龙纹与蟒纹进行细分，这无疑是君臣等级性进一步增强的体现，因为这不再是之前在皇帝、权贵与百官之间进行分等，而是在皇帝与权贵之间的等级划分。
以色定尊卑品色服是唐朝时开始出现的，以颜色来区分官员不同品级的官僚服饰。唐朝之后，历代仍有沿用且稍有变化，不过颜色的分等功能没有改变。高祖武德四年，根据官员散官品级的不同而配以不同颜色的官服品色制度开始形成。
品色服从唐朝时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明朝，清朝时不再使用。官员所用服饰的形制是相同的，但我们光看服色就能非常直观地辨别官员的身份等级。
虽然历代官员品色服用以分等的颜色有所变化，但其所发挥的政治功能却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别贵贱、正尊卑，君与臣之间，臣与臣之间利用颜色也可以区分等级，且不得以下僭上，君臣之间的等级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飞禽走兽分文武提到飞禽走兽，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清朝时区分文武百官的补服，可以说，它是清朝最具代表性的服饰。事实上，用飞禽走兽来分文武、分品级并不是清朝独有的，早在唐朝时就有了其雏形，只是武则天之后的帝王都没有再使用，一直到明朝，官员的服饰上再次出现飞禽走兽的“补子”。飞禽走兽纹样是被用来区分官员文武的，文官用飞禽纹，武官用走兽纹，品级不同，纹样不同。
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服饰的中可以发挥政治功能的元素越来越多，对官员的分等越来越细化，君臣之间的等级差异也越来越大，所以说中国古代官僚服饰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政治外在的直观的体现。“君尊臣卑”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主流趋势，即便是在服饰“君臣相通”的趋势中也仍旧存在，“君尊臣卑”与“君臣相通”是中国古代官僚服饰政治功能的两个维度，是不可分割，互相包含的两个部分，在中国古代，服饰通过这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二者共同维护了中国古代专制集权的统治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