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典礼之上，在看到五星红旗徐徐升起的瞬间，中方政要席上便有一位年迈的女士郑重起身，眼含热泪注视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
这位年过八十的女士正是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女士。她来到这里，是在替去世的丈夫出席回归庆典，是在替为解决香港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无数心血的邓小平向全体香港人民致意。
可惜的是，就在四个月前，曾经运用“一国两制”构想，确定了我国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邓小平同志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而在逝世前，他虽然身体虚弱，但还是紧紧攥住了妻子卓琳的手，请她写信给江同志，转达自己临终前的四点嘱托。
在这对夫妻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五十八个春秋里，都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而在临以前，邓小平又究竟对妻子说了什么？
延安窑洞二人喜结连理1939年的夏天，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从太行前线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在这条流水潺潺的延河边，他认识了未来的妻子卓琳。
当时，邓小平已经单身六年。这六年来，他独自一人戎马倥偬，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这些情况都被战友们看在心里，大家也都觉得他该成个家了。
因此，关系亲密的好友邓发就主动提出帮邓小平张罗婚事。之后一有时间，他就带着邓小平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去，那里有不少年纪合适的女同志，邓发无比希望邓小平能在延安遇到合适的人。
然后，卓琳出现了。
卓琳，原名蒲琼英。她的父亲蒲钟杰是著名实业家，支持过蔡锷的护国运动和孙中山的北伐战争，更曾经被孙中山授予少将军衔。至于蒲琼英正是他的小女儿。
1926年，十岁的蒲琼英跟随父母来到昆明居住。在这里，她接触到了新思想，受到了良好的新式教育，随后又先后考入北京女子一中和北京大学就读。
在北大，蒲琼英积极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爆发时，她与两个姐姐一起，换上了普通老百姓的大褂，一路从北京逃到西安。后来她又和三十多个爱国青年组成了同伴，集体步行七天终于抵达延安。
来到延安后，蒲琼英继续进入陕北公学读书，后因表现优秀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又因工作需要改名为卓琳。
此时，卓琳其实早已听过邓小平的演讲。但因为她对这位来自前方的干部了解不多，加上当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所以在邓小平托人前来向她示好的时候，卓琳下意识就拒绝了对方。
不过，邓小平并没有就此灰心，而是再次请卓琳的朋友帮忙传话，说他希望能和卓琳当面聊一聊。
这次，卓琳答应了。
于是，经过面对面的交流，卓琳从邓小平的话语中看到了他的过去，看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心中怀抱着远大理想，并正在为此不懈奋斗、不畏艰险的男人。因此，她逐渐改变了自己原本的想法。
在后来的第二次见面中，邓小平更是无比坦诚地将自己的缺点对卓琳和盘托出。他说自己年纪比卓琳大，也不太会说话，又时常在前方作战，但也希望能从别的方面进行更好地弥补。
正是他的这份真诚打动了卓琳。于是，1939年8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在延河边的窑洞前，在大家的祝福声里，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两对新人举行了婚礼。
这场婚礼简单却又热闹，卓琳穿着一套新做的卡其布制服，邓小平则是白衬衣搭配军裤，两人满怀喜悦而略显拘谨的神色就被照相机定格在了那一秒。
誓死追随始终恩爱不渝就在邓小平和卓琳婚后不久，日军再一次加紧了对延安等根据地的扫荡。前线战事吃紧，这对新人不得不在结婚第四天就收拾行囊，赶往了太行山继续抗日工作。
那是1939年的夏末秋初，天气还没有转凉，甚至依旧带着几分难熬的酷暑，但卓琳就这样跟着邓小平，从没有喊过一声累地走上了这条充满坎坷但又满是希望的路。
一回到太行山，夫妇二人就不得不与彼此分开，投入自己手头的事务。邓小平重新接过了对敌作战的工作，而卓琳则成为了后方八路军总部的妇女训练班队长。
分别前，卓琳曾经同邓小平说，让他经常给自己写信来。邓小平却没反应过来这是妻子表达思念的方式，甚至还反问要写什么。
卓琳无可奈何，只好解释说自己只是想知道他最近怎么样而已。忙于工作的邓小平恍然大悟，就开玩笑道，等有时间了他就写，印刷个几十份，一个月发给卓琳一份让她安心。
当时，由于日军扫荡频繁，大部队也时常面临转移的难题，很多时候都要就地隐蔽。卓琳和其他的女同志便躲在山上的石洞里，为了防止被发现，她们不能做饭，只能很珍惜地收集石壁上滴落的泉水，配着冷硬的干粮用来果腹。
从小到大，卓琳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一直是被如珠如宝地宠爱着长大，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苦头。但是她始终默默坚持，用自己的行动支持着丈夫，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太行山的拼搏岁月之中。
那时候，邓小平和卓琳虽然聚少离多，但夫妻感情却一直很好。次年9月，卓琳被调到一二九师师部秘书科工作，和丈夫一起共事。这段朝夕相对的日子不仅加深了他们对彼此的了解，而且也使二人的感情进一步升温。
卓琳的性格活泼外向，邓小平则更加沉稳内敛，但这并没有引起两人的矛盾，反而成了互补的优势。邓小平时常和卓琳讲，让她有意见就随时说，自己也不会对她隐瞒想法，所以，两人在这样坦诚的磨合中关系也愈发亲密了。
据一些老同志们回忆，他们都目睹过，那时在难得的空闲里，邓小平甚至还会拿着茶缸子舀来热水，亲自帮卓琳洗头。
后来，当时间来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邓小平夫妇终于接回了孩子们，一家团聚。只可惜仅仅一年后，邓小平就要再一次奔赴战场，为了安全考虑，他就提出让卓琳带着孩子们留在后方。
但这一回，总是温婉得体的卓琳却拒绝了他的提议。
卓琳说：“我们是你的家属，我们是一家人，你不能总想着为了保护我们就把我们抛下。我也是共产党员，有和你一起奋斗的资格，这次就算你砍我的头我也要跟着你一起。”
最后，邓小平被妻子的话深深触动了。从此，无论前方是阴云还是晴天，他们夫妇都风雨同舟，再未分离。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肩膀上的责任更重了。卓琳为了他能更好地投入工作，一手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关注每一个儿女的教育问题，成为了丈夫最坚固的后盾。
1952年，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四年后，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卓琳向来不爱出风头，就请缨成为邓小平的“私人秘书”，默默在家为他处理文件。
从1940年在一二九师师部的秘书科工作，到1943年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处工作，再到现在正式担任邓小平的机要秘书，卓琳可谓是熟能生巧。
本来出身名门、才思敏捷的她埋头于各类复杂的文件中，没名没利，却是那样的心甘情愿，乐此不疲。虽然时常忙碌到深夜，但一想到这是和邓小平一起，两个人都全身心地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卓琳就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愉悦。
就这样，邓小平和卓琳相互扶持着携手前行，一直走过了五十八个春夏秋冬。
晚年陪伴直至生命尽头1989年11月，邓小平终于辞去了自己身上的最后一个政治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主动地离开政治舞台，就和曾经他选择步入政治舞台一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卓琳和家人支持邓小平退休，为的是他能够更好地享受生活，更加健康长寿；而邓小平自己希望早点退下来，为的则是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党的事业不断进步。
退休后，邓小平有了更多的时间能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他爱读书，尤其是马克思、列宁著作及中国历史经典书籍、中外文学名著，十分了解丈夫生活习惯与兴趣爱好的卓琳就时常为他收集、借阅来相关的书目。
在读书上，邓小平从小就显露出了过人的天赋。别人要反复记忆背诵的文章，他只要读上三遍就能倒背如流。因此，他直到晚年也依旧把读书当作最大乐趣，堪称孜孜不倦，废寝忘食。
当时，卓琳和孩子们都为家里订阅了不少的报纸。而邓小平每天就“雷打不动”，会坚持把全部报纸都浏览一遍，他也因此被家人们笑称为新消息的“发布官”。
除了读书外，邓小平还酷爱到大海里游泳。退休后，每年夏天，他都要带上全家人到海边去。
或许正是因为见过太多的海浪，邓小平才养成了处变不惊的性格。每次来到海边，他都会顶着风，迎着海浪，钻进水里自由遨游，而每次在他下海时，卓琳也会戴上救生圈，陪伴在他身边。
邓小平和卓琳这一路上相濡以沫，彼此照料，直到晚年依旧一直守护在对方身边。因为感情甚笃，他们家中院子里那两棵枝叶交织、难分彼此的松树也被儿女们命名为“双龙树”，象征着同样属龙、相依相伴的夫妻二人。
而这样平静而美好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按照习惯，邓小平会在起床后就到卫生间洗漱，然后吃牛奶和鸡蛋作为早餐。
这时候，秘书则会把眼镜、手表、放大镜、报纸等东西帮他放进办公室。上午，邓小平就在办公室里看看地图、字典，又或者是《史记》、《资治通鉴》、《聊斋志异》等作品，直到十点，在护士的提醒下外出散步。
但这一天，当邓小平从睡梦中醒来，便觉得自己的呼吸不是很畅通。他无法控制地咳嗽起来，更没办法咀嚼已经准备好的早餐。
家庭医生发现了这种情况，立刻着手联系亲属，把邓小平送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从邓小平当时的居所到医院只有不到十公里的距离，但那天，往常不过十分钟的路程却好像漫长地走了一个世纪。
车子经过长安街，一路往西。后来，卓琳回忆起那兵荒马乱的一天，回忆起这一段路程，不由得红了眼眶：“当时谁也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到家来。”
12月很快就结束了。而1997年的元旦，邓小平和家人也是在毫无喜庆氛围的病房里度过的。
那天，北京城飘起了小雪。病房里的电视上播放着纪录片，精神稍微好了些许的邓小平努力睁开眼睛，但是却看不清屏幕上的影像。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医护人员就笑了，为这位老人掖了掖被角：“那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吧？”
邓小平此时已患上了帕金森症，行动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受到影响。他听不清电视里的话语，医护人员就靠近过来，一字一句为他重复，而老人或许是听到了那些对他的表扬，脸上就流露出一种不好意思的羞涩。
之后，邓小平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了，几乎从早到晚，每一刻都深陷在疼痛的折磨中。但是他一直强忍着痛苦，保持平静，一声不吭。
绝大多数时间，邓小平都昏昏沉沉地睡着，偶尔清醒也很少说话，除了有一天，他见到妻子卓琳，忽然紧紧攥住了对方的手。
这位坚强地与病魔作斗争的老人对妻子留下四点嘱托。当时，他躺在病床上，尽管神色憔悴，但目光却依旧坚定：“在我死后，不要设灵堂，也不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捐献给医学机构，最后把我的骨灰撒入大海。”
卓琳看着邓小平日渐消瘦的脸庞，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连声说着“好”。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老人平静地闭上眼睛，告别了他深深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告别了相濡以沫五十八年的妻子。而卓琳带着孩子们守候在邓小平的身旁，陪他走完了最后的这一段人生路。
随后，卓琳按照邓小平的意愿，将他临终前的四点嘱托写信交给了江同志。
邓小平贡献出了自己的角膜，遗体也捐作医学研究。在他逝世后，什么都没有留下，甚至在烈火青烟中，被投入炉膛的都是一件带着窟窿的内衣。
十二天后，卓琳捧着邓小平的骨灰和鲜花，遵照丈夫的遗愿，在飞机上，将他的骨灰洒进了祖国的大海。
后来，在邓小平和卓琳的家中，邓小平办公桌上的台历永远被定格在1997 年2月19日。每逢这天，卓琳就会和儿女们齐聚院子里致悼，寄托对丈夫的思念。
在丈夫去世后，卓琳很少会离开她与邓小平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家。但为了实现邓小平生前，一直想要等到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后，就到那里的土地上走走、看看的心愿，卓琳还是出席了香港回归大典。
“老爷子，香港回归了，我替你看到了！”在掌声雷动的大厅中，卓琳不禁潸然泪下。
结语邓小平什么都没有留下，但每个人——他的妻子卓琳、他和卓琳的儿女们，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会把关于他的一切默默地装在我们心里。
一位伟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只要今天的我们都依旧沿着伟人的足迹砥砺前行，这个世界就会在我们的努力下越变越好，散发出新的夺目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