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5号病逝。
先生病逝之时，正值国家分裂、政局混乱之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正被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们控制。
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国民党人在孙中山逝世后，为他举办了一个空前盛大、隆重而特殊的治丧活动，其意在宣传孙中山思想与动员民众，所以说这个治丧活动，是带有很强的政治斗争目的的。
中山先生一生为革命奔波，因此积劳成疾，在1924 年底北上之时，便已身患多种疾病。
抵达北京后不久，便因肝部疾病住进了北平协和医院。经医生诊断，中山先生患的是肝癌，且已到了晚期。
得知中山先生的病情后，国民党召开了一次专门的会议，讨论中山先生的遗嘱问题，以及先生的身后准备事宜。
参加那次会议的，除了居正、李石曾和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外，还有作为中山先生家属代表的宋子文和孙哲生等人。
这次会议针对中山先生的后事形成了一个初步协议，那就是“家属主持，党襄助之，其他典礼则由家属与党分别主办，墓道拟在北京或郊外。”
这也是有据可查的国民党内部关于中山先生身后事的第一次正式的会议。
孙中山逝世后，其主治医生克礼公布了中山先生的遗嘱，称“孙博士愿如其友人列宁保存遗体，且愿葬于南京。
孙博士之遗体，已移至协和医院施行保存手续。”也就是说，中山先生在遗嘱中对自己的葬地和遗体保存有过清楚的交代，这两点也是治丧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早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政府就曾在1916 年12月颁布了《中华民国国葬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有殊勋于国家者, 身故后经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或国会之议决, 准予举行国葬典礼。已经私葬者亦得依前项之规定补行国葬典礼。”
自《国葬法》颁布后，民国政府为功勋卓著的蔡锷和黄兴两位将军举行过国葬，孙中山本人也曾以政府元首的身份，在广州替曾担任过中华民国外交总长的伍廷芳举行过国葬，并胡汉民代表自己，在国葬典礼上宣读祭文。
既然黄兴、蔡锷、伍廷芳等人都能被国葬，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孙中山当然更有这个资格。
所以孙中山逝世后，位于北平的国会很快通过决议，认为“前大总统孙文有殊勋于国家,准予举行国葬典礼。”
北洋政府国会的这个决议，也得到了国民党内和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北京的国民党人很快成立了“孙中山先生治丧办事处”，广州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也成立了大元帅哀典筹备委员会，上海的国民党人则在莫利爱路二十九号的孙宅设立灵位，供各界吊奠。
作为临时政府的执政，段祺瑞在孙中山的葬仪问题上，却有着自己的烦恼。
对于段祺瑞来说，孙中山逝世后，由于段祺瑞担任执政的北京政府具有临时政府性质，所以国会并没有第一时间把国葬孙中山的决议通知给段祺瑞，令他非常不快；
再加上孙中山一死，国民党立即成立“孙中山先生治丧处”而没有先知会段祺瑞，更让他心生不满。
但段祺瑞毕竟是个老谋深算的人物，虽然心里不快，但他仍然敏锐地发现孙中山的葬礼，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大好机会。
只要自己的北京政府发布国葬令被南方国民党人的广东大元帅府遵从，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制造出一个广东大元帅府接受了北京政府的领导的既成事实，北京政府则可以兵不血刃地实现法统性上的优势地位。
正是这个原因，段祺瑞一得到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便马上召开了国务会议，讨论孙中山的治丧事宜。
会议决定照袁世凯、冯国璋的例子，以柏文蔚、王耒专门负责孙中山的国葬事项，同时财政部拨出6万元专款，全北京降半旗哀悼，通知各国驻华使团等等。
而国民党这边则认为，孙中山虽然去世，但他领导的广东大元帅府尚未取消，如果听从段祺瑞的北京政府的“国葬令”，等于承认广东大元帅府接受了北京政府的领导。
所以才会抢先成立“孙中山先生治丧处”，对外则以孙中山的遗嘱上的“以家族之意旨为主，兼收并蓄，既属不便，显分轩轾，亦殊无谓” ，试图将丧事置于个人家庭事务的范围。
对于国民党来说, 是否接受北京政府颁布的“国葬令”，不仅关系到广东大元帅府和北京政府之间的名分问题，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
对于是否接受北京政府的“国葬令”，国民党内部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为首的一些国民党人，认为北京政府为孙中山举行“国葬”，等于承认了孙中山国民革命领袖、开国元勋的地位，所以主张接受；而广东、上海方面的国民党人，则反对接受北京政府为孙中山举行的国葬。
在反对者中，唐绍仪、章炳麟的态度最为坚决。
两人曾联名通电全国，主张应该“暂缓”孙中山的国葬：“孙公逝世, 论功本应国葬。惟现在未有正式政府, 正式国会, 此事无法可循, 应由家属及人民以礼行葬。待正式政府成立, 追予国葬, 始受命令, 毋使孙公身后贻非法之羞。”
以唐绍仪、章炳麟为代表的反对者认为：孙中山是开创中华民国的伟人，其身后事不仅仅是对孙中山个人的交待, 也是关系到孙中山历史地位和国民党政治资源积累的政治事件。
谁掌握了孙中山丧事的操办权, 谁说拿到了中华民国的法统。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的国民党，绝对不能放弃这一法统，更不能将这个法统交到北京政府手上。
就在国民党内争执不休的时候，《申报》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中山先生国葬由未来之正式政府举行，现由国民党举行‘党葬’。如国民皆愿为中山举行‘国民葬’，则党葬即与国民葬之仪式，同时并举” 。
《申报》提出的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大多数国民党人的拥护。
大家渐渐认识到，这个办法既能回避北京政府的“国葬”名义，又可以在治丧活动中融入自己的政治宣传，借机推广国民革命的政治理念。
对于国民党方面来说，若不为孙中山采取“国葬”，则葬礼显得不够隆重 ；可一旦接受北京政府的“国葬”名分，则会涉及到国民党的政治立场问题，以级广东大元帅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而国民党根基在南方，由广州大元帅府来进行国葬不太现实 ，国民党单独在北京为孙中山进行“党葬”亦有难度。
所以采用一种变相的国葬——“党葬”，治丧活动的方案、日程、程序都由国民党制定和实施，可以为国民党人争取到更多的主动权。
换句话来说，孙中山的身后事不仅仅是对孙中山个人的交代，而是关系到孙中山历史地位的型构和国民党政治资源的积累的政治事件。
对当时尚居于广东一隅，且内部矛盾重重的国民党来说，“党葬”孙中山是最好选择。
在孙中山停灵地点上，国民党与北京政府之间也出现了分歧。北京政府想将孙中山的灵柩暂停在先农坛，国民党则要求暂停于社稷坛，并就这个问题与段祺瑞派来的代表王耒发生了争执。
在争执中，吴稚晖、林森两人甚至挽起袖子要和王耒干上一架，幸亏被人拦住。
见国民党方面坚持，王耒只好答应去向段祺瑞请示。
但还没等段祺瑞作出决定，治丧处便先行通知北京政府：“孙中山先生灵柩，已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安放。” 据说段祺瑞听到这个消息，将王耒大骂一顿，撤掉了王耒的职务。
3月19日，孙中山灵柩被国民党人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并为孙中山举行了公祭。
当天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超过了12万人，公祭现场挂满了“天下为公”、“世界“博爱”、“三民主义”等条幅，“孙中山先生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打倒军阀”的口号也是响彻云霄，革命气氛弥漫全场，公祭现场宛如一场革命的动员大会。
据当时的报纸报道：“移灵队伍浩浩荡荡，两旁观礼之男女，人山人海，无从计数。
灵柩所到之处，沿途人群自觉脱帽鞠躬致礼，不时高呼“孙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送殡队伍抵中央公园后，灵榇抬至社稷坛大殿灵堂安放。”
当天，在北京的国民党员齐集在孙中山灵前宣誓：“吾同志全体自今以往，愿以至诚于一言一行，奉总理遗教以为则，而其结合于以仁受为基础之三民主义之下，以此自教，以此救人，以此救国，以此救世。”
按照北京政府事先的承诺，移灵之后，段祺瑞将于3月24日来到社稷坛，亲自祭拜孙中山。
因此在3月24日那天，国民党人将之前悬挂在社稷坛的国民党党旗换成了北京政府的五色旗，等待段祺瑞到场亲祭。
当天下午，北京政府各位大员100余人，在国民党人的陪同下在社稷坛下站立，等候段祺瑞的到来。可是等了几个小时，也没有等来段祺瑞的身影，只等来了代段祺瑞亲祭的内务总长龚心湛 。
段祺瑞没来的理由非常可笑，据龚心湛解释是段祺瑞“因祭事重大，须恭敬从事，特临时洗脚。
无奈洗脚后，皮鞋总穿不上，购新鞋又来不及，穿便鞋又太不恭敬”，所以才让他前来代祭。
对于这种理由，显然没人相信。事后北京城内传言说：“段氏当天本拟亲往，忽接到电话报告说有一国民党员准备在段氏亲祭时行刺杀之事，段氏遂命龚氏代替。”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由内务总长代祭，都表明段祺瑞对孙中山的身后事上，和国民党人之间是有着分歧的，这种分歧明显具有政治上的原因，甚至导致他不敢亲自参加亲祭仪式。
治丧活动之后, 国民党将孙中山遗体暂厝于北京香山碧云寺, 同时按孙中的遗愿，在南京为孙中山修筑墓地。
孙中山在任临时大总统时，曾在南京游览紫金山时说过：“吾甚爱该处形胜，安得结庐此处，以息余年。他日逝世后，当向国民乞此一块土，以安置躯壳！”
对于孙中山的这个遗愿，很多人都不了解其政治上的意义。
冯玉祥就认为将孙中山葬在北京比较合适：“以中山之伟大，若能葬诸于北京之天安门内，便于中外人士展谒，则令人闻讯兴起之机会实当较多”，提议将孙中山“葬于天安门内”。
但也有人看出了孙中山遗愿中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葬于此，教育同志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显然，孙中山要求葬在南京，具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意义 。
北京政府权衡再三，最终同意了国民党提出的将孙中山葬于南京紫金山的决定，并致电南京督办卢永祥、江苏省省长韩国钧：“中山先生葬地拟在南京紫金山，应请饬嘱妥为照料。将来灵榇奉移，尤须责成地方官沿途保护。”
国民党人大张旗鼓地为孙中山举行移灵、公祭等活动，并坚持将孙中山葬在南京，除了悼念孙中山之外，还寓有显示国民党力量、动员群众和宣传主义的意图。
经过这种宣传，“中山先生所抱的主张虽未实现，但在丧仪中，三民主义的宣传却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对于国民党人的举动，段祺瑞政府为什么没有加以阻挠呢？因为早在孙中山受冯玉祥之邀，来北平参加筹备国民会议，共商和平统一大计时，段祺瑞尽管不是出自真心，但还是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表示过欢迎。
段祺瑞对孙中山说过：“北方的广大民众久闻中山先生的名望，先生一直受到北方人们的崇仰，”所以在孙中山死后，段祺瑞也想通过隆重安葬孙中山，争取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增加其政治资本。
1928 年，蒋介石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后，“党葬”孙中山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9 年1月，蒋介石成立了“奉安委员会”， 全面办理孙中山的“奉安”一切事宜。蒋介石亲任主席，委员会的委员也大多都是国民政府的各位政要。如此高规格的治丧机构，在民国的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蒋介石希望通过这场“奉安”大典，树立他是中山先生接班人的形象，提高自己在百姓心中的威望，同时向全世界展示他在中国的权威。
为了让民众进一步认识奉安大典的意义，扩大奉安活动的影响，国民党制定了周密的宣传计划，在颂扬孙中山的丰功伟绩的同时，将蒋介石塑造成唯一能够继承和实现孙中山遗志的领导人，担负着“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使命。
1929 年5月10日，国民党的迎榇列车从南京出发，沿津浦线由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北上，一路分发各种宣传品，张贴各种标语，全国各大报纸也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
1929 年5月28日，孙中山的灵柩到达南京，被迎入中央党部礼堂，由中央委员轮流守灵。
6月1 日上午，灵榇在 200 余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护卫下开往中山陵广场。上午 10时 15 分，蒋介石亲自主祭之后，灵榇移入墓室，鸣礼炮 101 响，全国默哀 3 分钟。
奉安大典是国民党精心准备的一场大典既是一部极力宣扬和礼赞孙中山的大剧，同时也是一场刻意安排的“政治秀”。
蒋介石的目的，是想通过奉安活动，塑造和强化民众对国民党的认同，树立自己的权威，将蒋介石打造为中国唯一合法的统治者。
在当时，蒋介石虽然形势上统一了全国，也建立了全国政权，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不服蒋介石的大有人在。
孙中山在国民党内具有无可比拟的威望，打好孙中山这张牌，可以替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找到合法的正统性，增强党内的向心力。
蒋介石的这个心思，于右任是看得清清楚楚。在奉安大典的当天，他曾对吴稚晖说过：“（蒋介石）以安总理之心安天下之人，亦必使天下之人安总理之心也！”
听完我的看法，几位朋友对着碑文仔细打量了好久，一个个跟着我读了起来：“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
参考资料：《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党葬”孙中山：现代中国的仪式与政治》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