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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下旨抄了巡抚的家,当他拿到清单时,却发现面子丢大了

说到抄家,大概很多人先想到了《红楼梦》,那么显赫的贾府一旦被抄家,也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不过,也不是所有被抄家的人都那么“家大业大”,有时候,抄家所得和“预期”相比相差太多,以至于下命令的人都怀疑自己“搞错了”。

清乾隆年间,就曾经有一桩贪污案,虽然犯案之人受了流放处罚,但乾隆看完清单,却让人把抄家的东西都退还回去了。

俗话说,“金口玉言”、“君无戏言”,那乾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桩贪污案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清代“抄家”的“大气候”……

那些吓人的“抄家”数字

古代的抄家,似乎是大臣犯罪以后,杀头、流放、削职为民等惩罚之外的一个“标配”。

但究竟什么时候有了这个“操作”,却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

不过,最早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就已经有了“籍其家”的记载,其意大概就是“财产充公”。

如果把有记载的历代“抄家”做个比对,就会发现清代对“抄家”最是热衷,大大小小算起来,皇帝们下旨抄家,总共有三百多次。

这是因为抄家的财产虽然是充公,但实际上皇帝就是“公”,那么这样的处罚就真的算是“一举两得”,一个是官员犯罪被抄家的“惨剧”,能起到一个震慑和警示的效果,另一个则是实实在在的,皇帝的“腰包”也会因此鼓起来。

最著名的案子当然是“和珅案”,所有钱财、田产、珠宝等等,足足折合白银八到十一亿两,还因此留下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歌谣。

不过,在清代抄家也不能一概而论,基本上会有三种情况:

最“狠”的抄家就是“抄走”所有家产,包括家里直系亲属也不能幸免,而且全家老小孩都要“发配宁古塔”,这个“宁古塔”大家应该也不陌生,是极其边远的地区,还有的女眷也会被卖做奴隶、妓女等等。

而有的时候,皇帝也会“慈悲心起”,比如对犯臣的妻儿子女便于处罚,或者对被抄家者给予一定的“回扣”。

比如乾隆下令抄家直隶总督杨景素,乾隆就特意“批了条子”,要求给杨家留“三四万两”过日子,这笔钱当时来说,足以保证杨家过上富足的日子了。

而就是这样,那一次乾隆也足足“抄回”了二十万两白银之多。

更有意思的是,雍正年间,也曾有一位直隶总督被抄家,这个总督叫李维钧,预感到自己要被抄家,干脆争取主动,上交财物三千八百两。

谁知道雍正根本不信,随即派人查抄,光是现银就有三十四万两,此外还有几千亩土地和几百间房产。

还有一个叫钱度的,抄家时,虽然没有电视剧里那样“塞满冰箱的人民币”,却在墙壁夹层里搜出来一堆银元宝,共计两万七千多个。

因为抄家要记录在案,其中所记载的家产数目惊人,除此之外,单单是抄家的清单,都如同一本厚厚的大书一样。

正因为如此,皇帝对抄家能抄到多少,其实是有一个基本认知的。

“冒籍”引发的同僚矛盾

让乾隆把抄家的东西都退回去的,是福建巡抚王士任。

而王士任原本官声还不错,让他犯事的原因,却是因为多年前的一个“冒籍案”所引发。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案子。

那时候王士任还不是福建巡抚,而是一个道员,当时的巡抚叫卢焯。

这天,卢焯叫来王士任和当时的漳州知府王德纯,三个人要商量一个“冒籍案”的处理办法。

那什么是“冒籍案”呢?这个就要从清代的科考制度说起了。

清代的科举,对于不同的地区在名额上是有限制的,比如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比起来,在录取率上有时候会差上好几倍,而和现在相比却相反,是落后地区和边远地区更容易被录取。

这也是朝廷上为了体现公平才制定的政策,甚至在录取标准上也会区别对待。

而且,参加考试必须要回原籍,不能到别的地方。

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不论是采用冒名、串通、投亲等什么方式,只要弄了“假户口”,就会被定为“冒籍”。

而王士任他们讨论的“冒籍案”,涉案人是一个武童生,参加的是武科考试。

这个人名叫何承玉——看这个名字,“合成玉”,真是“一眼假”,题外话了。

这个何承玉的问题在于,在此前他自己花钱捐了一个“监生”,根据清朝的法律,他已经有了功名,不能再参加武举考试了。

可是何承玉不死心,于是就想到了“改名”的办法,很可惜,他撞到了漳州知府王德纯手里,被查了个正着。

其实,这个案子并不需要如何讨论。

因为《大清律》是有明文规定的,这种情况下,应该革去何承玉原来花钱买来的功名,并且还要加以“杖责”。

没想到,本来是王德纯亲手抓的人,现在他却为何承玉开脱起来,说了一堆“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话。

但王士任却觉得这种事非同小可,历来对“冒籍者”都不能轻饶,坚持按照律法处置。

于是,王德纯和王士任两个人,当着巡抚卢焯的面就争吵起来,后来还是卢焯做了决定,而这个决定在王士任看来,明显是偏向于王德纯的。

卢焯最后说的是“免于处罚”。

事情看起来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但王士任心里却愤愤不平,并没有真的放下。

或许在王士任心里,那时候就有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想法,但根本没有用他等上十年,四年以后他就有了机会,只是,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机会是好事坏事。

“争斗”的结果是祸及自身

四年以后,王士任升官了,他成了现任福建巡抚。

一直没有忘掉“冒籍案”的王士任“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于是他开始调出卷宗,要重新审理这个案件。

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很快王士任就查明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何承玉在被“抓包”以后,上下活动,拿钱贿赂了当时的知府王德纯,希望“破财免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而王德纯也没客气,先是“却之不恭”,然后又“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证据在手,王士任开心得不得了。

按说,新官不理旧官事,何况卢焯还是自己的老上级,何况冒籍这事儿也不是罪大恶极,何承玉躲过的也不过是一顿杖责?

但其实,王士任心里“仇恨”的却是王德纯,一来两个人素来不睦,二来王德纯本来是王士任的“领导”,估计平时也没少给他“穿小鞋”。

现在王士任“逆袭成功”,管着王德纯了,心里把这件事当做“秋后算账”的导火索了。

王士任的“举报信”送到了乾隆那里,乾隆大概也很好奇,“一个冒籍的案子,值当的么?”

于是,乾隆就安排人好好查查到底怎么回事?结果,王德纯也不是好惹的,在被审问的时候,立刻“咬出了”王士任,说王士任当导员的时候,贪污过一千两银子。

这下子,王士任成了“贼喊捉贼”了,当知道王士任贪污确有其事后,乾隆亲自批复要处置王士任,说他“婪赃作弊”、“丧心病狂”。

王士任毕竟是一方大员,贪的钱也很快退了回来,按理说也就是降职或者撤职就差不多。

但是他出事的时机不巧,那时候乾隆刚刚当皇帝没几年,雍正年间传下来的严肃吏治的作风还很受重视,乾隆自己也想立一个“严惩贪官”的人设,于是王士任被判了个“流放塞外”。

就这样,王士任因为对王德纯之间的事耿耿于怀,最终自己也被牵连进去,落了个悲惨的下场。

但是乾隆并没有因此罢休,他下令派人去了王士任的老家,要赠送王士任一次“抄家”。

不过,等抄家的人完成任务,拿着清单来找乾隆汇报的时候,乾隆看着清单却有些“蒙圈”了。因为,王士任家连银子带家当,一共只有五千多两。

这就有点儿不符合乾隆的“常识”了,因为我们前面说过,王士任这个级别的官员,一旦抄家,哪个不是抄出来几十万两银子的?而且王士任当了这么多年官,光是“养廉银”每年都不止这个数儿啊?财产五千两银子就是“丧心病狂”的贪官,那满朝文武,怕是一个也不能留了。

吃惊之余,乾隆多少也有点尴尬,这一抄家,简直是抄出来一个清官了。

于是,乾隆也“看不上”这点儿银子,命令全部都归还给了王士任的家里。

不过,王士任毕竟也是真的有过贪污,他的处罚不能免去。

最后,王士任还是死在了流放之地。

乾隆还有一次被“打脸”

其实,乾隆也不是只干过这么一次“打脸”的事儿。

还有一次,他派人抄了臣子的家,最后也只得又归还了回去,还说自己“不是这个意思”,是听令的人理解错了。

这一回的臣子是张廷玉。

张廷玉这个人可了不起,他是三朝老臣,在整个清朝的文臣之中,也是数得上的人物。

张廷玉二十九岁中进士、选翰林、后来又被康熙皇帝任为礼部侍郎。

到了雍正朝的时候,雍正皇帝对他更是信任,最后竟然留下遗嘱,让张廷玉配享太庙。

这份荣誉,在整个清代的汉族臣子之中,张廷玉是唯一得到的。

到了乾隆时期,张廷玉同样得到了乾隆的敬重,甚至还为他破例,将他封爵。

这在清代文人中,同样是“头一份儿”的。

就连张廷玉上朝,乾隆都会命人搀扶照顾。

但是,后来张廷玉和乾隆的关系就走下坡路了。

这主要是张廷玉年龄大了,心里老是惦记着雍正让他“死后配享太庙”这个事儿,因为怕乾隆变卦,竟然要求乾隆给自己写个“保证书”。

乾隆虽然生气,可顾及面子还是写了。

接着张廷玉干了件“傻事儿”,他让自己的儿子来谢恩。

乾隆不高兴了,下旨要张廷玉明天亲自来。

万万没想到,乾隆算着时间,圣旨估计也就刚到张廷玉家里,可张廷玉已经来了。

傻子都知道,这一定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

这时候,君臣关系已经到了“冰点”,却又有了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乾隆的长子永璜死了。

正准备回乡养老的张廷玉是永璜的老师,按照礼制,他被要求留下来参加葬礼。

结果,葬礼刚完,张廷玉立刻又奏请乾隆要求告老还乡——乾隆终于“爆炸”了。

恰巧这时候又出了一件事,四川学政朱荃因事犯案,牵连了张廷玉。

理由很简单,朱荃不但是张廷玉举荐,还是张廷玉的儿女亲家。

于是乾隆“新账旧账”一块算,派人抄了张廷玉的家。

抄出来的东西倒是真的不少,可是张廷玉却一点儿也不急不慌。

他当着乾隆的面,开始如数家珍一般说起了这些东西和财产的来历。

这件事雍正帝什么时候赏赐的,当时是因为什么,那些银两是皇帝嘉奖的,当时又是为了什么,全部都说得清清楚楚,一查也都能对上。

这一次,乾隆又是没有话说,只能解释是下边人搞错了,自己只是派人稽查而不是抄家。

满朝大臣,心知肚明,但全都是“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表情。

最后,乾隆也是派人把所抄财物全部归还给了张廷玉。

王士任的“用数据说话”也好,张廷玉的“财产来源清晰”也好,他们被抄家后的“结局”,其实还是根据皇帝的态度决定的。

历朝历代,其实对腐败的惩治,在律法上都有很严格的防范措施和处罚办法。

但也总免不了有人要铤而走险。

其实为官一任,真的要想官运亨通和官场平安,打铁必须自身硬,才是真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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