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界的“科学家”
雷默
说钱锺书先生是科学家，肯定有许多人不赞成。因为过往无人这样称他。说他是一位人文科学里的大家，更无人承认。人文科学就是文史科，俗称文科，整个文科哪里有什么科学道远文史，其中人文更不会有啥科学。因此管一位连火柴都不会使用的钱锺书硬称科学家，岂不是谄媚吗？
但是人们的反对往往滞后，随着现代以电脑为中心的科技飞快发展，作为人类语言最优秀的成员，中文已在“人工语言”“智能语言”方面表现出不可替代的智慧。由那里倒退回去，在过往的哲学特别是心理和精神诸科等方面的大家，如弗洛伊德、赖兴巴赫等人，都曾被深深地追认并会取得不亚于自然科学家的贡献的评价。钱先生就赶上了那个时代的末尾。在文学、历史、语言方面所表现出的前无古人的科学成果正在一步步地被发现、承认和拥戴。事实证明，钱先生完全是一位超级的科学家。他在文史学科中的每一个定律的学说，都能被逐步认识，并在认识之后让我们大吃一惊。因此，我早就认为他是一位超级的人文科学大家，料想诸位也会渐渐接受我们的看法。
当然，这也并不是我们的新发现，而是事实如此。我们也会逐步为此提出更多证据。证据链的扩展，是学术新观点的清晨和新春。科学家的桂冠，有一种魅力，就是他一定会弥久长新。任何缓进不进的“家”，只能做一门一技的专家，而不可能成为科学的大家。
最近的时期，按照钱先生设计，为逐步深入落实“炎黄”为民族第一发展点之说，在大量采集文献资料之后，又深入《永乐大典》等大书，一举成功策划编辑《炎帝集》《黄帝集》，而前一个易经的起点太昊氏的《集》子，也是遵钱先生提出编辑的，从而结束了碳14的一统天下。随着岁月的推进，古史的又一个渊源，已被人们一步步认可，使我们能把不合情理而又不能如实办到的考古学稍稍超过，仅此一项贡献，不愧钱先生成为人文科学家的称号。你如果非用老眼光看太昊、炎黄之《集》的诞生，不可取。
让我们还是先从写作的修辞方法说起吧。修辞也可称作句法，常见的有：比喻、夸张、排比、对偶、拟人、反复、设问、反问等等。恐怕已经没有人知道或者关心这些修辞方法是由谁归纳总结出来的。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钱锺书先生，就像瓜熟蒂落一样，产生了一批新的修辞方法，如“通感”“丫叉句法”等等。
关于中国文学中的“丫叉句法”，钱先生在《管锥编》中正式提出并论述。《管锥编·毛诗正义·关雎》：“先呼后应，有起必承，而应承之次序与起呼之次序适反。其例不胜举，别见《全上古文》卷论乐毅《献书报燕王》。古希腊谈艺谓之“丫叉句法”（Chiasmus）[H.Lausberg，Handbuchderliterarischen Rhetorik，I.361（“Ueberkreuzstellung”）.]，《关雎·序》中四语亦属此类。”
进而出现不少论述钱先生“丫叉句法”的文章。像杭起义先生的《钱锺书“丫叉句法”说探略》一文，便是倍显突出的好文章。该文中有几节文字讲明了“丫叉句法”的精要。
其一：“丫叉句法”“侧重于前后文之间逆向的起承与呼应关系，如轮之圆，如蛇自嘬其尾，以形成回环映照的艺术效果，与‘错综’辞格迥然有别，因而‘丫叉句法’作为一种独立辞格是可以成立的。”
其二：钱先生“借用西方‘丫叉句法’将我国古代‘回鸾舞凤’格从一般的艺术规律中‘剥离’出来，以探讨文学领域里的语言现象。因此，‘丫叉句法’说融西学义谛于我国古代艺术理论，是中西相通的‘诗心文心’。”
其三：“钱锺书的‘丫叉句法’说，与其‘通感’说、比喻之‘两柄与多边’说等，丰富了我国修辞学理论，有助于文学作品的鉴赏与批评，修辞学界亟宜重视。”
有关“丫叉句法”的具体实例、结构、应用，在此可不再细说。而在《钱锺书论学文选》“丫叉句法”一节中，钱先生有一句提要，十分简练精辟，当展示出来：“句法到章法，都运用‘甲乙——乙甲’的次序，逆接遥应，而不顺次直下。”
在自然科学中，许多公式、定理、定律早已存在于天地间，经无数科学家探索研究，终于发现了它们，推动了人类科技巨大进步。同理，在人文科学之中，仅从修辞句法的科学论，早就存在于中国浩瀚的古籍文献中，静静地等待文人学者们去不断发现。而这种公律较之自然技术之学科更为困难。钱先生提出的“通感”“丫叉句法”等，如今已经正式纳入到语文教学，并得到了文学界、艺术界的普遍认可和重视。钱先生提出的这些凝结、提纯的论断，不仅仅是中国的修辞理论，也是文学和艺术科学的理论。
1962年钱先生首次发表《通感》时道远文史，编辑部并未对文章做出任何评价。近年来，《编年史稿1957-2010》一书（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提到《通感》文章时，仅称其“新颖奇特的审美感受”。事隔近六十年之后仅存九字，可见作者为文的“悭吝”。《文学评论》创刊六十余年，钱先生唯一发表在该刊的文章字数仅只4000多字，且被不情愿地归入到“比较文学”门的《通感》，在当年发表之后不久，即已被国内外学界所公认是文艺理论的一项大成就。钱先生在其著作中还陆续提出了诸多其它论述，比如“两柄多边”“比邻联想”“蟠尾章法”“搭天桥”等等，至今虽仍显为人知，但均日渐成为显见。钱先生的这些探索发现、归纳总结，蕴含着中华文化无穷的魅力，体现了钱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人生智慧。增强了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活力，促进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
钱先生自谦是“作家学者”，其实世人对钱先生的认识还是浮浅，对钱先生的研究依然道远。我和北京扫叶，还将陆续发表这些系统全面甚至就是被淹没在文献大海里的真金白银。把对钱先生的研究，继续推进。
栾贵明：跋雷默文尾
正经已在“公众号”上念妥读当，废话不多，姑妄尾附之。
本人原以为二十年过去，仔细写好几篇关键性难作的文章，保护颜面精简周全，再完成若干“中国古典数字工程”项目，一生作业即告完成，可以赴约去找先生了。岂料事不遂顺，文章只宜缓行，仅可俯耳相告相示；稿费不可求，项目不必急。《万人集》已出四百余种，企望有助深读艰解中华文化。闲气一时难忍，言今日便破例观赏电视剧。晚辈战友，无不欢庆雀跃，一致推荐《对手》。
久旱逢雨，一气贯通。深感演艺界的巨大飞腾，令人惊叹并举手致礼，更不待言“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之类陈辞。停而回望故事情节，思索再三，似曾相识。一朝醒来，惊呼此剧之本，正得大师钱锺书所曰“丫叉”文句之法，其正式文本可参见中华书局本《管锥编》第一册66页、第二册858页、第四册1330页。
当然，这一见解，虽可强说五十余年一回还，实在二者并无因果关系。料想《对手》作者王小枪未必读过《管锥编》。但是这一回还，拉近了作者与大师，并轨同行，虽说仍然偏重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很少运用在语言文学方面。这一个正面互证，显现出文艺是一门学术，它较比普通科学技术，即理工科规律的探索，要困难、稀见并且深邃。《对手》作者对文学艺术的探索，远胜于不得要领的那些胡猜乱想，还包括那些自知愚不可及的谩骂。
一九八六年，发生过两件有关文化的大事件，虽存有实证，但知晓者仍作区区小事论；风闻者更不深究研讨之。两件之一是欧洲新闻中心预传出本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钱锺书。先生先说：他们总算“难得明白”了文科；又说，自己千万不能被捉将“奖里”去。因此才有发表在当年《文艺报》合乎情理批评诺奖的谈话，算是正常“防卫”。第二件大事，则为谢辞英国女王在北京设宴的主陪邀请，振振有所词曰：“无话题可谈”。
明白真相难，真相无人可猜出。一切看似偶然，实则并不简单。说是小事，偏又成双捉对。对文化人来说，那可是最大的名利，谁肯如此这般地放过？惟有钱先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倒独树一帜自称为“作家学者”。以一己之努力，他却将丰硕成果公开抛洒，令其尽人皆知，凡人均可通用。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又是一名伟大的学者，只能说“作家学者”是往世的绝称、全人类的美名、最质朴的自谓。
近日又有钱先生的《唐诗选》出水，春色连连令人大喜。出版者不知来龙去脉也就罢了，而在加注加校的过程中，对先生苦心良意大打折扣。比如使用通俗本“改正”钱本一举，以鸡蛋教训母鸡，甚是可笑。再者不明“‘宣’圈”之“宣”字为钱先生儿时昵称，只有杨季康称呼才有情趣：“锺书他用圈圈告诉我”诗趣顿生，“赏圈”何来变作“吃圈”乎？至于把《唐诗选》误称《选唐诗》，和多年之后要求把《宋诗选注》更名《宋诗选》，以求与文学所《唐诗选》《魏晋诗选》保持一致，都看似合理，实质真的不通。
《管锥编》一书，共四册，分十大部分论述了十本书。全书共分八百多章，有的用多章论述一个题目，有的用一章论述多个题目。其中关于文史的重大问题，比如这次讲的“丫叉”，以前讲的“通感”“两柄”“诗书画”“译本”问题，以及关于马克思“宗教”定义、黑格尔关于“端末回环”的论证等等，都穿插其中，这也是每位读者需要一一关注的。因为这些才是《管锥编》和钱锺书最重要的内容。
文科之难，难就难在不能以産量、産质、産速相比较。手头有扫叶公司正要发表的钱锺书先生1990年珍贵的原始录音近半小时，他们将在迎春节日，名之曰《天堂里的笑声》发表。这肯定是钱先生爱好者最高兴的事情，其中有谈及“文史科学”和“理工科学”难易的桥段，它较之“美国民主”等议题相去不远，令人关注。录音中记录着先生问话，你看我女儿“通吧”？绝不会有人再说“听不懂”啦。
让我们真诚地谢谢北京扫叶，为他们顶风冒雨的辛勤创新，也为整理这批录音所做的努力，使我们听见美好欢悦而熟悉的笑声，而预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