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山万仙楼北侧的盘山路西,有一个刻写着“虫二”两字的摩崖石刻。
百年来,泰山游人如织,见到“虫二”两字的人也不在少数,但人们都没能对这两个奇奇怪怪的字做出准确解释。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群日本专家游玩至此,为石上这二字感到不解,忙问身边的翻译。
翻译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如何迷惑,这“虫二”两个字就成为的大家心中的谜团了。
日本专家针对这两个字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始终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为了能给国际友人一个答案,中国专门组织了一批专家进行研究。
大家从故纸堆中仔细寻找,还是没能解释泰山:“虫二”两字的真正含义。
这个谜题最后交到了古文字学家郭沫若的手中。
在看到这个谜题后,郭沫若微微一笑,提起笔在“虫二”两字上分别加了两笔,困扰中日两国学者多时的问题就被迎刃而解了。
郭沫若加了哪两笔?这两个字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十二岁的秀才在泰山“虫二”之谜引起专家重视之前,很多人对此还仅仅只是停留在浅尝辄止的探讨阶段。尽管它曾出现在很多人的眼前,但还是没有人能够给出解释。
泰山贵为五岳之首,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一些文人墨客行至此处,往往会乘兴留字。这些题字,也构成了泰山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清代以前,泰山上并没有题写为“虫二”的摩崖石刻,根据石上的“己亥夏六月”、“历下刘廷桂立”可以知道这两个字应当是刻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济南名士刘廷桂所刻。
专家们顺藤摸瓜,找出了刘廷桂的履历。
刘廷桂少年聪慧,他十二岁就考取了秀才。因此被人戏称为“刘十二”。在与友人游览至此时,见岱宗风光无限便题写下了“虫二”两字。
这“虫二”其实是缺笔,若加上几笔,就成了“風月”。将这两字的外框去掉,就是为“虫二”。“風月”变为“虫二”,其实暗指“风月无边”之意。
这种做法其实是文人流行的拆字法。日本人看不出来,但于文字学和历史学上有高深造诣的郭沫若却一眼便知原委。
“风月无边”这四个字出自宋代朱熹的《六先生画像·濂溪先生》:“风月无边,庭草交翠”。刘廷桂此语其意在说明泰山风光之秀美。
其实类似的拆字游戏在中国文人中非常多见。
在清人褚人获的《坚瓠集》里的引文《葵轩琐记》记载过这样一则故事。
传说,明代才子唐伯虎曾赠给歌姬湘英四个字“风月无边”。湘英欣喜,认为唐伯虎是在称赞自己霁月清风之人。她还逢人就夸耀此事。能得著名才子盛赞,大家都很羡慕,湘英也很得意。
此语渐渐流传到了与唐伯虎齐名的才子祝枝山的耳中。他听完“风月无边”四个字后,立马明白唐伯虎这是在讥讽湘英。
湘英不解其意,连忙问他是何故。
祝枝山回答:“风月二字若无边,就只剩‘虫二’了”。
唐伯虎是玩文字游戏的高手,他损人于无形。被损之人若不加联想,听到他赠与的四字非但不生气,还会感到高兴。
祝枝山接着解释,其实唐伯虎说你是“虫二”,也意在自夸。说自己要比你高出一等。
明人称虎为“大虫”,这个称谓在《水浒传》中武松打虎一节中频繁出现,而根据伯仲之分,“虫二”自然是在“伯虎”(伯为老大)之下的。
但清人笔记中的这则趣事未曾见正史记载,因此,大概率是后人杜撰。
而“风月无边”四字之典故,却引发后人的效仿。
乾隆年间,皇帝下江南,被杭州西湖盛景所吸引,在此停留多时。在湖心亭歇脚之际,乾隆皇帝诗兴正浓,忙对着湖光山色题写下四个字“风月无边”。
这四字后来被镌刻在石上,成为杭州湖心亭的一处景观。
到了光绪年间,刘廷桂携友游览泰山,见万仙楼北侧风光无限,杭州籍的友人便提起乾隆皇帝在西湖题写的“风月无边”之事。刘廷桂听罢后,发出感叹:“此处虽无‘风月无边’之景,却有‘风月无边’之意。”
刘廷桂也想在泰山题写“风月无边”四个字。
然而西湖已经有乾隆御笔题写的“风月无边”四字了,刘廷桂再写就是犯了忌讳,清朝对文字之错又处罚颇重,文人稍不注意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在清朝写错字,是可能被有心人抓到把柄大作文章的,说不定还会赔上自己和全家的性命。
但“风月无边”四个字却是刘廷桂认为的描写泰山最为妥帖的字,若不题下,他又会觉得很遗憾。
这可让刘廷桂犯了难,题下有可能犯忌讳,惹上官司,不题他又不甘心来泰山一趟什么也没有留下。
思来想去,刘廷桂最终想到了拆字的方法,大笔一挥,写就:“虫二”两字。这样他即可以表达出“风月无边”的含义,又可以避免被人抓住把柄。
刘廷桂这个处理方式非常巧妙,友人盛赞他不愧是十二岁就能中秀才的“刘十二”。刘廷桂听此赞誉,满心欢喜,游览泰山的心情就更好了。
后来他留下的这两个字,果然位列泰山七十二景之一,游人至此,必定会为这两字的含义做一番讨论。
刘廷桂此人,也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姓名。
然而,这种“青史留名”的做法却是不可学的,在清代,若随意东施效颦,很有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
“风月无边”不可鉴刘廷桂用拆字法,巧妙化解了他要犯忌讳写乾隆皇帝的字的危机。他留下“虫二”两字非但没因此受到惩罚,反而成为泰山一大名胜,让后人记住了他的名字。
但拆字法在文字狱兴盛的清代却不可随意使用,若是被有心人利用,那么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有清一代,是文字狱的高发时期。文字狱的种类也多种多样,拆字法是其中常见的获罪逻辑。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查嗣庭奉旨担任江西科举的主考官,在出题的时候,他以《诗经·玄鸟》中的“维民所止”四字为题。
原句是这样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此句中“维”通“为”,意思是说,在都城周边方圆千里之地,都是商民的居所。
查嗣庭用此语为题,本是考官的常规做法,但被有心人利用,向雍正皇帝报告,说“维民所止”中的“维”与“止”就是“雍正”二字去掉脑袋,是在诅咒雍正被砍头。
雍正皇帝接到密报之后,怒不可遏,立马将查嗣庭全家下狱。
在查嗣庭入狱后,朝廷将他的家翻了个底朝天。
然而翻来覆去也只能勉强找出两条查嗣庭的两条“罪状”:其一是查嗣庭曾写文为《南山集》案中获罪的戴名世喊冤,说戴氏的著作只是记录史实,并非有心反抗朝廷;其二是他记录下热河水灾的灾情,有抹黑朝廷之嫌。
就两条牵强的“罪证”让查嗣庭全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族中所有十六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十五岁以下女子全部被流放三千里外。至于“罪魁祸首”查嗣庭,雍正本意是要将他凌迟处死,但他却在狱中先一步病死。
于是雍正就将他戮史示众。
雍正帝之所以会以雷霆手段处理查嗣庭案,还和士子汪景祺所著《历代年号论》中的观点有关。
在这部著作中,汪景祺提出,历代凡是以“正”字为年号的皇帝在位时期都不长。因为把“正”字拆开来就是“一止”,暗含气运终结之意。
金代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顺帝的“至正”、明英宗的“正统”、明武宗的“正德”。
这几位国君,要么是亡国之君,要么就是将国家带往衰落的帝王,反正都是在位时间极短的君主。汪景祺将他们的年号列出与“雍正”做对比。是在暗示雍正也会如这些国君一样,享受不了太长的国祚。
这部著作被传到雍正手中时,皇帝龙颜大怒,为了安定人心,雍正同样用拆字法反驳汪景祺,他列举出历史上那些可被拆分成不好之意的字的盛世年号。
雍正皇帝首先想到了“元”字。因为“元”字可拆分为“一兀”,其意如同“一止”。但开元却是有名的盛世。此外,“武”字可被拆分为“二止”,但汉之建武、明之洪武也都不是衰落之景。
雍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汪景祺的逻辑去反驳他,应对得非常之巧妙。由此可见,雍正在理性上认为拆字得出的结论,十分牵强。但在感性上,他无法饶恕汪景祺的忤逆行为,于是开始寻找汪景祺的罪证。
与查嗣庭不同,汪景祺的罪证其实非常好找,除了他的这部《历代年号论》外,他还有拍马年羹尧的“佳作”《西征随笔》,里面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
雍正见此书后,怒斥为“悖谬狂乱,至于此极”,将汪景祺处以极刑。他的首级被悬挂在菜市口通衢大街上示众,十年后才被摘下掩埋。
而雍正之所以这么做,还是因为满人的身份。
满人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最怕的就是汉人造反。在他们眼中,掌握话语权的士子们的舆论力量不容小觑。
因此,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大兴文字狱,他们对那些发表反动言论的士子毫不手软,就是希望能够维护统治。
然而,汉字文化博大精深,很多士子纵然有心反清,也绝不会直白地说出来。
他们往往会用各种各样巧妙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反清思想,而在字面上,是无法看出他们的真正意图的。
因此,各种汉字的巧用就出现了,除了拆字法外,有时也会用合字法来表达。这些方法,有时在字音上做文章,有时也会在字形上做文章,总之汉字的用法被他们玩的炉火纯青。
因此,朝廷在抓反清人士的时候,也往往会吹毛求疵,过度联想。在绝大多时候,文字狱都是牵强附会之说,而牵扯到文字狱中的很多人,都可以算得上是冤枉的。
在暗流涌动的政治斗争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会利用文字狱来给对手罗列罪名。而他们的成功率非常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人的创作激情大打折扣,他们纷纷钻回旧纸堆里,去琢磨推敲历史细节了,由此考据学开始兴盛。
有清一代,再也没有出现像唐人作诗、宋人作词的全民创作热潮了。只偶尔出现一两个文学才子,也如流星一般,转瞬即逝。
在刘廷桂题写:“虫二”二字的光绪年间,轰动的文字狱案其实不太多见了。但为尊者讳依然是当时人的常识。刘廷桂巧用拆字法,将“风月无边”写成“虫二”也没被追究。
与查嗣庭、汪景祺相比,刘廷桂是幸运的。他没有遇上要置他于死地的政治对手,若是有联想能力丰富的人向上告发,说他的“虫二”是指题写“风月无边”的乾隆无处安身,刘廷桂也必然会成为刀下冤魂。
只能说,时也命也,刘廷桂用拆字法化“风月无边”为“虫二”被传为佳话,他生在了好时代。
后记在杭州西湖除了有乾隆皇帝的“风月无边”外,也有一处题写着“虫二”两字的石头。有人说西湖的“虫二”也是乾隆御笔,但并无实际证据佐证。
若是乾隆先在西湖题写“虫二”,刘廷桂后在泰山题这两字,就确实犯了忌讳。西湖的“虫二”很大概率是后人在看到泰山题字后,就照搬到西湖了。关于这个“虫二”题字的真相,还需要进一步考证。